测量传声器位置与音质的关系——以古琴“刚劲”音质为例

古琴由于其声学构造,有着独特的音响表现。本人通过对古琴进行录音和研究数据对比,致力于分析在拾取古琴声音的时候,传声器的位置与古琴“刚劲”音质的关系。通过介绍“刚劲”的理解、实验方案设计、声学数据分析、主观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地对比传声器的不同位置对古琴“刚劲”程度的影响。

造物:建构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话语体系

“造物”是文化的主要表现方式,工具是人类所造的最初物品。只有从“造物”角度,才能探明中国古代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内在本质,进而建立其话语体系。中国艺术赖以存在的主要物质有四:一是语言符号;二是材料和器物;三是工具和技术;四是历史文献。有鉴于此,可以使用四种手段来建构符合历史真相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其一,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探究古代艺术的符号系统;其二,用考古学的谱系分析方法来复现古代艺术的器物系统;其三,采用社会史学的思路,考察古代工艺系统在使用体系、制度体系、官工业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组合;其四,参考目录学之演进来构建古代艺术的文献系统。

《隋书·音乐志》所载北朝仪式歌辞的史源学研究

北朝音乐文献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中保存状态最差的一部分,为了尽可能地恢复其整体面貌,以便支撑北朝音乐史与音乐文学研究,需要使用辑佚学、史源学以及编纂行为研究等多种方法。《隋书·音乐志》所载的梁、陈、北齐、北周四朝仪式歌辞,其记录体例有根本差异。记录最为周详的是北齐歌辞,其内容应直接来源于《隋书·经籍志》所载《齐朝曲簿》。北齐之所以产生了如此体例明确、内容丰富、结构整饬的仪式歌辞档案,是因为借鉴了南齐的歌辞档案体例。北齐的歌辞创作和歌辞记录都具有鲜明的南齐因素,体现了南朝士人大量入齐之后,北齐的雅乐制作有意借鉴吸纳南朝因素,以图呈现出不同于“洛阳旧乐”的面貌,进而标榜北齐的文化主体性的新动向。

“全球化”和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的建设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为民族音乐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介绍了国外有关全球化讨论的情况,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应当倡导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作者提出目前我们应当在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和占领西洋音乐“知识平台”的同时,打造中国人自己的音乐“知识平台”。为了完成这一工作,我国音乐学家必须努力学习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并尽快建立一个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教学体系。

何日君再来——当代(近现代)中国音乐关键词系列之二

《何日君再来》在当代(近现代)中国音乐史上是一首颇富争议的歌曲。本文从历史回顾着手,探寻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该歌曲命运的曲折变化;并从对歌曲的剖析着手,评价其歌词与曲调之艺术特点;从其产生的影响着手,评估它的艺术及社会影响;由此出发,澄清存疑的若干问题。从而认为《何日君再来》是“一首优秀的流行歌曲”,“在早期中国流行音乐史上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

古代礼乐器音高问题再探

本文对黄翔鹏先生赖以建立“夏代绝对音高说”的几枚夏商石磬进行再研究,认为这些石磬属于礼乐器,还处于“准乐器”阶段,尚未发展为成熟乐器,因此,对准乐器进行测音,并以测音结果为基础建立某种乐律学史理论,是不够严谨的。此外,本文还延伸讨论了“乐器”的界定问题,认为由“准乐器”过渡到“成熟乐器”是一个质变。在面对和研究古代乐器时,要注意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汉画像石中的匈汉民族音乐文化关系呈现——陕西神木大保当墓主人乐舞百戏壁画研究

1996至1998年间,陕西神木县的大保当镇陆续发现了属于东汉时期的墓葬26座,其中14座墓中有画像石,墓葬封门石柱上镌刻着精美的乐舞百戏图像。文章认为:该墓葬群的墓主人系匈奴贵族,画像石所表现的是匈奴人汉化、生活惬意,匈、汉民族和睦相处的内容。这是音乐史研究中少有的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哈萨克青年在音乐传承中的多重文化关系

当代的阿勒泰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是围绕着年轻一代以"传承"为主题的音乐实践来展开的,这使得音乐文化的世代相继能够以一种更为具体的制度与方式被考察,从而窥见具有历史流动性的"传统"如何在当代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文章通过三个哈萨克青年音乐人的个案考察,围绕传统与现代、边疆跨界与民族混居这两对关系,讨论了阿勒泰哈萨克族80、90后的年轻人是如何理解并实践着一个有着深厚且广泛音乐文化传统的、处于多民族聚居边境地区的跨界民族音乐传承。

研究生层次传统音乐教学的课程设置及其构想——以中国音乐学院为例(发言提纲)

“传统音乐课（或称‘民族民间音乐、民族音乐’）”在国内各专业音乐院校中都处在重要的基础课程地位,从1950年代至今已经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材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相对统一的体系。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体系主要是在本科层次的教学实践和经验上形成的。以建设民族音乐教育教学体系为己任的中国音乐学院,其传统音乐课程的教学亦体现出这一特点。

蒙古族与达斡尔族萨满仪式音声研究述略

中国萨满传统在远古时期便已出现萌芽。远古部落中以祭祀、沟通神灵为目的,以歌、舞、乐三位一体并带有简单节奏乐器伴奏的乐舞可看作为我国萨满文化之最初形态。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及,遵循“万物有灵”(1)的部落文化都可被视作萨满信仰的雏形。萨满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的称谓。女真语最初译为“珊蛮”,蒙古族中称“博”、达斡尔族中称萨满为“雅德根”等,许多地区的地方志都有对于萨满的文献记录。我国最早的萨满研究文献可追溯到17世纪,俄罗斯人首次将研究视域关注到“萨满”这一现象,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后对我国萨满文化有较为系统研究的是俄罗斯学者史里科戈沃弗。20世纪,大量学者关注到了这一领域,因此便有了许多萨满研究的专著问世。本文聚焦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学界对蒙古族、达斡尔族萨满仪式音声的研究论文,并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统合与述略,梳理其中对于萨满仪式音声研究的重要观点。

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而奋斗——纪念南京会议召开30周年

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80年6月13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正式在我国大陆提出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已经有30年。现在,我们应响亮地提出建立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口号,并为之努力奋斗。为达此目的,应做好继承传统、把握方向和面向世界三方面的工作。要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首先必须继承好两个传统,一是中国人综合思维模式的传统,二是民族音乐学从文化背景入手研究音乐的传统。要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除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综合思维模式和民族音乐学从文化背景研究音乐的传统之外,还必须牢牢把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向,而不要越俎代庖地去搞音乐人类学的研究。30年来,我国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问题也还不少。如果我们能继承好综合思维模式和从文化背景研究音乐的传统,能坚持民族音乐学以音乐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并能用"以中格外"的方法,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就一定能建立起来,世界的讲坛上必将闪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灿烂光辉,我们也一定能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方言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的实践探索及教学法意义

方言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字音调值影响旋律走向;念诵节奏韵律影响音乐重音及节奏特点;字词发音影响演唱咬字和音色特征;特色方言字词塑造了区域性的风格韵味。笔者结合教学实践,探讨了方言教学的四个步骤:方言念诵;方言调值与语音学测音分析;国际音标标注唱词;模唱体验。重视方言教学,将方言教学纳入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实际上是传统音乐教学方式的一种变迁,是传统音乐面对社会变革中的主动适应。

一部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前沿的重要学术著作——读冯文慈师《中外音乐交流史》有感

冯文慈师撰写的《中外音乐交流史》是迄今见到的第一部系统论列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学术著作。该书史料丰富扎实,写作手法新颖别致,研究成果富有独创性和启发性。其中在涉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作者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匡谬正误,以扎实的史学功底为依托开创新说,借鉴新的研究方法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所用。从这方面看,它又是一部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前沿,推动该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

应该正确评价中国音乐图像学的成就

作者认为罗永良的《中国音乐图像学鉴思》一文未能正确评价中国音乐图像学取得的成绩,其中有不少提法既不公正,也不严谨,故提出商榷。本文试图从研究对象、资料的使用和研究方法三方面指出罗文的错误。

民族音乐学的理念转型与中国经验——以“路学”视域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为例

民族音乐学自产生起,无论早期的比较音乐学,还是20世纪50年代肇始的民族音乐学,都在不断寻觅并构建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跨学科的理论架构。回顾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40年历程,从追随音乐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到进入21世纪呈现多学科间对话与方法论重构,折射出业界始终追求的学术自觉与理性反思。文中将作者近年关注的亚洲北方草原音乐置于“路学”大视野乃至周边更为广泛的区域和社会空间加以跨界族群研究为本,论证民族音乐学主体性的跨界审视与整体建构、跨学科方法论的交汇渗融以及“路学”与流动性多点叙事集合的新趋向,从而揭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方法论引领和学术格局,进而反观其学科理念的综合性转型与中国经验。

西方音乐术语的中国化误释与创新

本文针对西方音乐术语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误释与创新现象,进行了实证考察和分析,指出术语的误释是对学术的伤害,而术语的创新是对学术的贡献,并以转调、主音作为误释的例证,调式半音体系作为创新的例证,进行了术语层面及学理层面的阐释。倡导对西方音乐术语求其真、辨其义、赋其意义。避免术语层面的误释,发挥学理层面上的创新,推动音乐学术的发展。

两个怪胎——当代(近现代)中国音乐史重要“话语”解析之一

“两个怪胎”是当代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话语”。本文对“两个怪胎”的提出、音乐界的认识、赵的音乐审美趣味、“两个怪胎”的批评是否得当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辨 ,认为“尽管这一提法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人们对这一提法及其提出者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误解” ,我们“应恢复其本来应有含义 ,承认‘两个怪胎’不是指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 ,不是对这二者的‘名骂’”。

《楚辞》音乐文献中的乐舞、乐器、乐歌

在中国先秦音乐史研究中,《楚辞》音乐文献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文章通过译注、制表等方法,对《楚辞》音乐文献中的乐舞、乐器与乐歌活动进行系统性地梳理与归纳,初探其音乐文化活动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