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中的五个学理问题

当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引起了人文社科各领域的高度关注。一些民族音乐学学者开始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观点出发,在海外华人音乐、世界民族音乐、跨界族群音乐、海外音乐民族志等论域既有积淀的基础上,聚焦中国“域外”,开启了学科交叉性质的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然而,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论域,当我们进入具体研究和操作策略的考量时,就会发现当下的区域国别音乐研究在概念理解、目标诉求、主体视角、知识认知、研究方法等方面均需进一步辨析,具体可分解为以下五个学理问题的讨论与摭议:如何辨识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的概念原点?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的目标诉求究竟为何?如何理解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如何认知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中的知识建构?如何重构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的方法论?

“延安鲁艺”音乐研究回溯——兼评《延安鲁艺音乐》

“延安鲁艺”音乐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成立之初,最初见于未被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未定稿)、《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未定稿)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内部教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呈现简单线条的“速写”和资料汇聚的“点描”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该学术领域在各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著、丛书、学术论文中日渐聚焦,研究深度和广度出现了较大进步,新世纪以来该领域的学术热度不断增加、学术“深描”日益形成。这些研究虽然种类、用途各不相同,但研究方式基本完成了从“速写”“点描”向“深描”的转向。需要强调的是,“速写”“点描”和“深描”意指研究方式的宏观演变序进,而不是截然划分的三阶段。《延安鲁艺音乐》作为学术聚焦和“深描”的代表,形成了此学术领域新的里程碑。

《隋书·音乐志》所载北朝仪式歌辞的史源学研究

北朝音乐文献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中保存状态最差的一部分,为了尽可能地恢复其整体面貌,以便支撑北朝音乐史与音乐文学研究,需要使用辑佚学、史源学以及编纂行为研究等多种方法。《隋书·音乐志》所载的梁、陈、北齐、北周四朝仪式歌辞,其记录体例有根本差异。记录最为周详的是北齐歌辞,其内容应直接来源于《隋书·经籍志》所载《齐朝曲簿》。北齐之所以产生了如此体例明确、内容丰富、结构整饬的仪式歌辞档案,是因为借鉴了南齐的歌辞档案体例。北齐的歌辞创作和歌辞记录都具有鲜明的南齐因素,体现了南朝士人大量入齐之后,北齐的雅乐制作有意借鉴吸纳南朝因素,以图呈现出不同于“洛阳旧乐”的面貌,进而标榜北齐的文化主体性的新动向。

杜鸣心音乐创作中五声性四音组的和声处理特点

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五声特性音高素材早已被广泛运用于作曲家们多元化、个性化的音高组织技术之中。具有“未完成宫调系统”特点的五声性四音组是作曲家杜鸣心20世纪80年代后的创作中最常出现的音高材料,且四音组材料在不同作品中表现出了多种不同的和声处理特点。本文以作曲家较突出运用此五声性素材的作品和片段为例,分析探讨作曲家如何将四音组材料在主题的多声处理中进行变化、发展,从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和声表现意义;如何将四音组的运用与其调性音乐创作观念相结合等问题。

谁的田野?——从一个田野事件论跨学科音乐田野访谈中的思维秩序构建

文章聚焦“跨学科”中的音乐田野访谈问题,通过对田野采风的历史梳理,阐明田野工作并非民族音乐学的专属,并谈及现今田野的实践与理论在各学科不匹配的现状。进而通过具体的跨学科田野事件的引入,揭示其中现象与思维混乱的问题。并根据具体田野事件,对田野工作进行分类,从个体身份转换、学科思维搭建、思维互换与田野访谈合作,结合逻辑分析与博弈论的方法,具体分析跨学科田野中的合作问题,论证田野访谈中的思维秩序的构建。

双重传统下中国音乐学术体系的建构

中国音乐学术体系包含中国音乐理论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其中中国音乐理论有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自我发展与中国当代音乐理论现代化发展两个层面的内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发展与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实践需求密切相关,既有国家用乐“黄钟不能还原”千年不舍的理论追求与实践律学的多姿多彩,也有中华民族音乐形态的兼容并蓄、万紫千红;中国当代音乐理论的现代化发展,在保持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连续性特征的基础上,汲取世界优秀音乐经典中的养分,体现出中国音乐理论的创新性。综上,中国音乐学术体系关键在于自身特质的构建,目的在于经世致用。

音乐课程标准“以美育人”的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以美育人”是《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开宗明义强调的课程理念。音乐课程将美育贯穿育人的全过程,体现在音乐课程标准的价值内涵、价值特征及价值功能等维度。音乐课程育人价值呈现由学科本位到素养本位、由学科价值到育人价值的两个转向。审美教育是音乐课程实现“以美育人”任务的重要途径,全面理解和掌握音乐课程标准的核心要义需从艺术体验、学科综合与跨学科主题学习等方面探寻课程标准落实的有效实现路径,进而发挥音乐课程应有的育人价值以实现音乐课程“以美育人”的目标追求。

非遗传承人群体生命史的学术张力——基于数位赣剧传承人口述史的再研究

生命史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接通历史、社会、个人的文本阐释通道,是非遗传承人研究的重要利器。赣剧非遗传承人群体作为赣剧艺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者,为赣剧艺术建立了鲜活的生命档案。通过对赣剧传承人群体深入访谈,将数位代表性传承人的艺术生命予以裸呈,探究其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以及个人创造和文化体验,并从其文化身份构建中透视非遗传承人群体生命史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群体生命史研究从群体叙事角度,关注群体的主体间性与共同主体性,突显集体记忆在群体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以通宏洞微的学术张力揭示文化群体的生命意义和社会语境的深度融洽,突破了以往个体生命史叙事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为非遗传承人群体的保护和传承注入不竭动力。

2021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热点现象述评

2021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在继续沿袭前一年热点研究的基础上,更具宏观视野。主要表现在:回顾和反思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围绕“学术、学科、话语‘三大体系’”建设进行探索,尤其是对学科史的整体梳理和微观学术史研究的尝试;拓展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考,诸如“概念与内涵”“区域化探索”“多点田野考察”;将音乐文本置于历史文献中,结合田野考察的活态表演进行互证,总结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式与经验;关注音乐事项和声音景观的变迁与重构;拓宽音乐地理学与区域音乐研究的新路径,尤其采用“流域、通道、走廊”等视角,进行音乐与“路”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媒介发展与传统断代的视角交互与梳理——中国音乐传播史的构建模式探究

中国音乐传播史的构建意义早在音乐传播学科成立之初就已彰显。媒介发展模式以鲜明的媒介意识观照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和衍进,其以媒介科技的发展为期划线索,进而统划中国历史中的音乐活动;传统断代模式则是以传统的政权更迭为期划线索,秉持了经典的历史梳理模式,将音乐发展的媒介特征涵盖于政治图景的阐述中。两种模式的视角不同,其所囊括的史学信息亦有差异,在学科交互中也应有不同取舍。

多維要素中的理論探求:《禮學文獻八講》讀後

《禮學文獻八講》2023年10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爲浙江大學文獻學研究生教程叢書第一種。作者關長龍現任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馬一浮書院、漢語史研究中心兼任教授,主要從事禮學文獻、數術文獻及漢語史研究,曾著《中國學術史述論》《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等書,更有《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敦煌本堪輿文書研究》等,並合著《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主撰“韵書之屬”。作者熟於文獻整理,兼具宏觀視野,雙重優勢在新著《禮學文獻八講》中有鮮明體現。

从概念出发的学科互文与兼容——从音乐研究角度看民族艺术学的概念和建构

中国音乐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Ethnomusicology引进,如今扩展到音乐地理、仪式音乐等基于本土音乐特色的理论实践,可谓是艺术门类跨学科本土理论建构的先行者;在艺术人类学倡导跨学科研究之后提出的民族艺术学,应超越以往建立在西方理论话语体系之上,以及艺术不能向下兼容、各门类艺术之融合不够的局限,从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视野中反思西方理论话语,建构跨越门类艺术的新艺术学科;音乐研究可进一步在门类艺术之跨越中形成音乐普遍和特殊规律的认识。

语音、语义、语用:中国民歌唱词语言研究三题——以重庆城口民歌为例

唱词语言(方言)是探究民歌地方特质的利器,语音、语义和语用是切入音乐语言学的三大重要议题,分别从物质外壳(音响)、文化内涵与社会功用三个层面由表及里揭示了语言和音乐一卵双胞、相生相长的内在关系,建构起语言与音乐研究的理论基石。通过对重庆城口民歌语音、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的深入剖析,可揭示地方语言特征对民歌音乐形态与文化内涵的深刻影响。语音是指城口方言的发音及音响特征,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民歌的音乐形态,通过梳理、比较并分析城口方言语音声、韵、调方面的特征,揭示其影响并控制城口民歌形态与地方特质的重要作用;方言语义要解决语言符号在特定的语境中的含义及其对民歌唱腔的深刻影响,即一些常见语汇由于在城口这一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生语义转换而成为特殊主题被应用,在民歌唱腔中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色彩;语用则指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使用的某些规范和原则,对城口民歌的音乐形态与文化特征形成潜在的影响,三者共同构成城口民歌的地域文化特质,进而影响其他民间音乐品种的音乐形态与文化内涵。

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

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旨在揭示并阐释仪式表演过程中,执仪者脑海中的音乐文化观念模式--音乐象征符号("归属性"模型/models of)如何经由表演转化为一系列音声景观(Sound scape)与符号表征("对象性"模型/models for)的过程。从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视角审视瑜伽焰口仪式音乐,可深入探究文化主体内在的文化精神与观念构型,由此揭示出仪式行为及其产品--仪式表演行为与仪式音乐之间的深层关联,进而达到对表演语境(contexts)与社会结构的整体认知,实现文化的阐释。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犹如一部内容宏富、形式综合的仪式音乐剧,具有虚拟性、艺术性、功能性与音声两极渐变性等特征,观察其仪式表演中所呈现的象征符号与符号表征,阐释其隐喻的文化义涵,揭示出一整套佛教"三密合一"、阈限期等文化观念模型主导下的仪式音乐符号表达系统。

“武陵走廊”音乐文化研究的微观学术史叙事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团队,经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首先针对某个单一民族的族性音乐研究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少数民族音乐置于更为广阔和复杂的区域文化视野下进行审视,从而将该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板块进行研究。即从对单一民族音乐的族性探讨扩大到区域视野下的音乐文化板块研究,进而借助通道的视角将不同的文化板块连接起来,整体呈现出由个案到比较、由静态到动态、由单点到多点、由单一到多元的研究趋势。

云南特色簧管乐器的制作工艺与舞蹈音乐形态研究——以佤族和彝族为例

云南各地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由簧管乐器伴奏的舞蹈音乐,这些音乐在形态上存在一些共通性,即都以统一的节奏框架形成乐节,总乐节数以奇数为多。调式以三声、四声为主,每个乐节存在“即兴”与“非即兴”相结合的形式,形成“无穷动”的旋律特征,而某些舞蹈音乐即将结束时,会出现一到两个预示结束的特殊乐节。这样的音乐形态充分体现了云南民族舞蹈音乐在乐器演奏技术、音乐节奏、旋律等方面的特点。

改革开放初期三部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思维的西方起源

文章择取三部中国作曲家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的钢琴作品,将其与形态近似的部分西方20世纪钢琴作品作比较,指出对应的中西作品在音乐思维及创作技法上的源流关系。文章认为,中国作曲家在运用起源于西方的创作技法的同时,更作出了属于自己的创新。产生时长达半个世纪(1894—1950)的西方近现代音乐创作技法,在短短7年间(1978—1984)于中国音乐作品中集中涌现,该现象表明中国音乐创作在该时期处于积极吸收外来养分的阶段。

影偶之本——中国“手戏”传统的发生、操作与关联

影偶戏迥异于人戏,不依赖于台上真人,而以指、掌、臂的开合操作,成“人”作戏,独立存在于以人戏为主的中国传统戏剧家族中。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偶”,对“人手”如何使“偶”生而为“人”的重要问题缺少探究。我国影偶戏与人戏的差异,体现在人手对诸种影偶的操作关系中,其中又以漳州布袋木偶戏等人手直接操作偶人的关系最为直观。围绕人—手—影偶发生、发展的中国“手戏”传统,通过“手”的表演和协调,形成人与木偶、皮影的身体记忆,跨越从神人一体到众神退隐的时代历程,实现了从古到今、从方寸舞台到更广大地域的生命跨度,呈现出这双手对中国影偶戏剧传统的强大创造性。

我国音乐心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探源

本文试从音乐心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架构的角度,回顾这一专业复苏初期,在高校教育教学的发展情况,为今后我国音乐心理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一定参考。经过学者们二十年的努力,音乐心理学在千年之交在教学、论著、研究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定规模,音乐心理学的人才培养、研究队伍在逐渐壮大,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为新世纪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如何当一名“未来”的音乐教师

信息时代的迅速发展重新定义了社会的交往和生产方式,音乐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向信息时代的音乐教师,要在教学能力上“双专”多能,能够运用并制作线上教学资源;教学方式上掌握“双语”技能,能够做到课堂语言与视频语言的结合、讲台语言与平台语言的结合、共性语言与个性语言的结合;教学身份上做到“多角色”在场,成为音乐生活的指导者、音乐活动的组织者、音乐文化的传承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