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科学的知青史研究离不开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近十多年来,由于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及历史知识的欠缺,在民间或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倾向或思潮,即多少肯定＂文化大革命＂或其中的一些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某种过多的肯定。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慎重,以往一些权威的分析和结论还应尊重和坚持。例如,邓小平对此说过“三个不满意”。

中原突围和全面内战的开始

抗日战争胜利后,虽中共一再力争和平前途,但蒋介石却早已下定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但是,由于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复员尚需时日,国民党军主力此时大多还在西南地区,国际国内舆论也不赞成全面内战,蒋介石只好暂时作出和平姿态。1946年6月,随着上述几个问题的解决,蒋介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导致全面内战爆发。此时的中原解放区部队由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和王树声率领的嵩岳军区(又称河南军区)部队组成,已拧成一股相当雄厚的力量。经过缜密计划和快速、坚决行动,中原解放军在付出一定代价后胜利突围,创建了游击根据地,援助了其他战略方向作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巩固和拓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发展目标上，经历了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战略转型；在着力点上，经历了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为经济建设服务”到“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再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升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重要调整，文化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20世纪6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专业布局调整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布局的调整,主要解决"大跃进"期间出现的专业结构、比例、设置、招生数量上的盲目扩张与不平衡问题,巩固、发展国防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新兴学科和专业,并根据国家内政外交需要对外语、政治学、法学等薄弱环节进行适当修补,促使高等教育重新走向正规化。从专业布局的视角来考察,60年代的高等教育调整是一场克乱求治的改良,是探索我国高等教育正确发展道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探索取得重要成果,也存在时代局限性,其经验教训成为8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借鉴和参考。

论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历史担当——兼谈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历史作用

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是个创举,通过这一制度平稳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到退休制的过渡。陈云担任第二届中顾委主任期间很好地起到了"政治助手和参谋"的作用:在价格工资改革、社会经济问题、粮食生产、环境污染等方面为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谏言;凝聚中顾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力量从容应对重大事件、高度重视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积极维护新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助力国家长治久安;坚决支持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全党思想的统一、决策的拟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配合中央工作、推动撤销中顾委。设置、撤销中顾委以及中顾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践活动,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国家政权的设置要根据一个时期执政党政治发展的需要,符合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意义重大;退休但仍有充沛精力的国家政治人才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

周恩来与日侨归国问题的解决——基于《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的考察

日侨归国问题,是抗日战争以来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中日之间并没有签订有关协定,且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日本政府采取对华敌视政策,日侨归国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1952年,他把握日本代表来华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契机,与他们就日侨归国问题进行了初步沟通。此后,又促成中日双方关于日侨归国的四次正式会谈,并对中方在谈判中的原则立场、方式方法等进行了具体指导。由于周恩来的直接参与,在处理日侨归国问题过程中,决策快、谈判快、落实快。通过解决日侨归国问题,周恩来实践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推动了中日民间外交的开展。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酝酿形成的,改革开放事业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巨大的理论需求。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不断拓展经济理论创新的深度和视野,每一阶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断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改革开放实践,改革开放实践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格。同时,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历史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文化建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提出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党的十五大以来,文化建设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扭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文化自信得到彰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和不断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必须充分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

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的前奏与缩影——九个月纠“左”及其启示

欲深化对20世纪60年代初全面调整的研究,有必要把视野扩展到此前的"九个月纠‘左’"。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这九个月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全党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调整政策措施,纠正"大跃进"等严重的"左"的错误。但是,很快取得进展的纠"左"工作却在庐山会议上戛然而止。从起因、内容、过程及结局看,九个月纠"左"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全面调整有诸多相似之处,应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前奏与缩影。这种相似性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深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