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总结经验 立足提高刊物质量——《中共党史研究》创刊50期座谈会部分发言摘登

在《中共党史研究》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奖之际,1996年1月18日,本刊召开了创刊50期座谈会。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副主任李传华、秘书长魏久明等领导同志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0多个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及本室各研究部的部分领导,本刊历任主编、副主编、编委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室务委员、本刊主编石仲泉主持。与会者畅所欲言,既充分肯定了本刊创刊以来的成绩,又诚恳地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一些很好的进一步办好本刊的建议。我们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向长期关心、支持本刊的与会同志和广大作者、读者表示衷心感谢！现将部分发言(包括书面发言,有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摘登如下。

关于党史研究创新的一些思考

党史研究本身是一项创新性工作。要加强党史研究创新,就要运用科学思维方式,树立求变、求是、理性、辩证思维方法,以准确记载、填补研究空白、纠正历史误读、再现历史原貌、总结历史经验、回应社会关切、研究解读党的理论创新观点、提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为突破口,推动党史研究创新。

新世纪以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呈现多样化并在深入、互动中前进的活跃局面。本文概述了近年来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特点，评析了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出发地、会师地、里程、重要会议、领导层变迁、密电、意义等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和推进研究深入发展的途径。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六大关系的比较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党史上对中共五大和六大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六大关系的比较研究,更鲜有涉及。随着大量共产国际原始档案的解密和公开出版,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基础。本文试从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转变,在两次大会决议和文件起草过程中所起作用,指导两次大会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以及两次大会的不同历史意义等几个方面,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六大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再研究

在土地革命初期,联共(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表现了这样一种思路:通过革命军队和工农武装起义,迅速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首先取得革命在广东一省的胜利。然后,再由湖南、湖北重新进行北伐,将革命向北推进,掀起革命新高潮。这种思路简言之,就是广东“速胜论”。为此,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国土地革命初期的三大起义中,最重视的是广州起义,一度把占领广州,取得革命在广东的胜利当做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联共(布)、共产国际这种思路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广州起义的失败,是这种思路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再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至二大前,事实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双方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实质和形式趋于统一的过渡形态。这种特殊结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共的独立自主意识、科学批判精神以及复杂的革命环境和中共对世界革命认识程度的限制等各方面因素,使中共为解决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矛盾分歧而对加入共产国际问题采取了折中方案作为过渡办法。这种实事求是的历史智慧使中共真正融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被新的矛盾取代。

对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再研究

对于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组织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史学界的评价历来是基本否定的,认为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总体上得不偿失,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时间。但事实上东方军入闽作战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是推动第十九路军加快了反日反蒋步伐;二是扩大了中央苏区的区域;三是获取了大量粮食、钱款和军用物资,壮大了红军队伍;四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党和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再研究

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隐秘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省重庆的早期传播,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都比人们以往了解的范围要大、要深刻。以往人们更多地重视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区,很难想象在中国西南部、内陆地区的四川省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影响所达到的程度。深入研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并对若干相关问题进行解读,有利于推动这段历史和这个专题的深化研究,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创立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必然。

试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经验及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试论阮啸仙对中央苏区审计工作的历史贡献

1934年2月,阮啸仙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后,狠抓审计队伍建设,拟定审计条例,使中央苏区的审计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在阮啸仙领导下,中央审计委员会积极对中央政府各部、粤赣省、国家企业、瑞金和一些群众团体的预算、会计、财政收支状况进行了密集的突击审计,并对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进行审查监督。在中央苏区的财政经济监督和反腐败中,审计工作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显。中央审计委员会提供的审计数据,对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决策和重要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的依据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试论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瓦解敌军工作

瓦解敌军工作是红军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长征初期并没有真正开展,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将瓦解敌军工作真正落实在实践中,使其一改之前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中央红军长征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为以后瓦解敌军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试论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1930年10月下旬,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要求争取革命在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在国民党军队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利用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后的有利时机,运用正确的方针、策略,使中央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王明"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央根据地开始推行后,排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意见,冒险地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或向敌人兵力集中的地带发动进攻,过急过快地要求根据地连成一片,结果丧失了中央根据地发展的大好时机。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局部执政中的突出贡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期,毛泽东主要致力于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军事"围剿",没有直接参与筹备工作,但是,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毛泽东为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教育文化建设以至民生建设和政府机关作风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时期的创造性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中央苏区红军西路军行动的积极意义

中央苏区红军在赣江流域分为东、西两路军后,西路军改变了中央原定的战略方向和战略中心而形成新的战略行动,并非完全是"左"倾路线控制下的产物,由此对中央苏区和中国革命发展也产生了特殊的积极意义。西路军以西线战场的开辟配合了东路军的胜利进军,为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准备新的反"围剿"战争创造了条件;在推进根据地发展中增强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相互联系的战略力量,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整顿河西苏区肃反扩大化中挽救和凝聚了革命力量,增强了革命队伍的信心;在具体战争实践中形成了符合革命实际的战略基点和战略战术原则,成为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和中央前委在陕西米脂杨家沟

1947年底至1948年初,毛泽东和中央前委在陕西米脂杨家沟驻扎过121天,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十二月会议,会议阐明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会后,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继续在杨家沟,指导全国工作,集中解决新形势下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的政策,纠正党内错误偏向。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前委决胜千里,运筹帷幄,坐镇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十二月会议及其前后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中不可替代的一页。毛泽东和中央前委在杨家沟4个月,留下了许多红色历史印迹。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再探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争取西北各省胜利、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战略构想,并在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将这个战略构想进一步明晰和丰富。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改变为建立陕甘根据地。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哈达铺后,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中得到陕甘根据地依然存在的情况,更坚定信心。中央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是遵义会议后成熟的党中央团结一致,科学分析各种情况,制定正确的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构想,并根据情况变化进行符合实际调整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政治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由于博古等对长途行军中的困难缺乏足够的估计,政治工作面临困境,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影响了红军长征的顺利进行。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面临高强度行军、雪山草地恶劣自然环境、需要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情况下,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红军各级政治工作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扎实而灵活地开展政治工作,调动广大指战员积极性,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长征中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为此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是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