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一事不二罚”原则及其“一事”与“二罚”的认定标准

“一事不二罚”原则是由我国《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行政处罚适用原则。经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第24条确立和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29条补充,这一原则已变得如此固定、普及而使得几乎所有行政法学者和执法人员耳熟能详。但是,只要稍作深入探究,这一原本清晰的原则顿时就变得模糊起来,特别是在“一事不二罚”原则中对何为“一事”、何为“二罚”的问题尚未形成理论上的成熟答案和制度上的统一标准。本文在探源“一事不二罚”原则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一事”和“二罚”这两个“标的”,从法律规范到实际形态,作了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探微。文章在区分自然行为与法律拟制行为,静态行为与动态行为,单一行为与竞合行为,一次性行为、连续性行为和持续性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事”和“二罚”的认定标准,同时为该原则如何从“一事不二罚款”上升为“一事不二处罚”进行了理论和制度上的构建。

论“基础性法律”的地位及其适用——以《行政处罚法》为例

“基础性法律”于近几年被提出后还来不及被法理和法律制度普遍接受。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确立“基础性法律”概念和地位非常重要,有助于确立“基础性法律”在法律适用上的“优先性”。本文以《行政处罚法》为例,首次对“基础性法律”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揭示了“基础性法律”所特有的法律特征和法律地位,讨论了它与“基本法律”“法典”之间的关系,提出和阐述了“基础性法律优于单行法律”的法律适用规则。

对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优益权的重新解读

行政协议作为现代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一种新型方式,以其平等、自愿、有偿、柔性的优势,已被推行到更多的管理领域。但是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优益权的过度提拔和不完整、不准确的表达使行政机关产生误解,以为自己天然具有在“合同框架”以外“单方处置合同”或“处置相对人”的权力,为本已存在的政府机关签约后的“违约毁约”行为提供了“依据”和“理由”。全面、准确、合理解读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的优益权已刻不容缓。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不具有抽象的、普遍的、无条件的优益权。行政机关只有在有法律直接而具体授权的前提下,或者有合同具体约定的条件下才享有优益权。行政协议中的优益权只存在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框架之内。现代法治不允许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以优益权对抗行政协议作为合同的本性。

“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追溯与认定标准的完善

“无效行政行为”是行政违法理论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早期的行政法控制行政违法的普遍手段以“撤销”为主,而撤销则建立在狭隘的“行政违法”概念基础之上。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将行政违法(瑕疵)区分为一般违法与重大而明显的违法两类,为后者建立了确认“无效”制度。中国也有类似的历史轨迹和制度理论。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正在确立“无效行政行为”前提下,于“撤销”制度之外补充了“确认无效”的司法手段。但在“确认无效”之诉普遍确立的今天,认定“无效行政行为”的标准尚未周全。为此,有必要立足全球视野,全面而深入地揭示无效行政行为的具体情形,推进无效行政行为认定标准的完善。

以法治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感是获得感、幸福感的前提和基础。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要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使命。一、全面依法治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为根本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

年轻干部要把加强理论修养作为一生的追求

年轻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这可以从认识世界、谋划事业和改造世界三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重点学习,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作出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