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技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情况新特点,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在梳理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要素做了系统归纳,其中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是重要抓手和着力方向。结合未来发展趋势与政策走势,从把握正确方向、构建发展环境、增强动力支撑与打造治理格局等方面,提出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技术嵌入型治理:框架、逻辑与进路——以丹东市大数据指挥中心赋能市域治理为例

技术与治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催生出智慧城市、城市大脑和数字政府等技术嵌入型治理模式,然而“两张皮”问题却普遍存在。市域是联结省域与县域、城市与乡村的“聚集地”,技术嵌入市域治理更具“管窥”特征。以辽宁省丹东市大数据指挥中心在市域治理中的实战化应用为例,依据技术嵌入理论,在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优势-治理效能”转化框架基础上,构建“制度-组织-数据-业务”分析框架,对技术嵌入型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展开讨论。研究发现,技术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归集与处理,可以打通制度统合、组织整合、数据聚合与业务闭合的治理回路。背后逻辑是技术助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达成治理环境规范化、治理主体专业化、治理方式数字化、治理效能可视化等目标的动态过程。针对转化过程中的可能“梗阻”,应从制度机制、组织机构、数据支撑与业务应用等方面多维发力,促进技术与治理相互适配并释放更多效能。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发展数字经济的逻辑与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范围和影响,推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不断促进公平和效率更加统一。因此,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现代化,必须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必须坚持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困境与出路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实现快速发展,电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电商发展模式持续创新,网民及网点数量不断增加。但是,现如今农村电商发展还存在部分问题,主要呈现在物流成本较高、部分涉农企业与农民参加农村电商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较低等,导致农村电商产业链支持度不足,农产品品牌效应缺乏。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中国方案”

数字贸易相应规则制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的“必争之地”。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服务交换过程中,各国对于相关规则话语权与制定权的博弈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从世界各国数字贸易相关规则的内容和制定历程可知,发达国家倾向于维护自身利益提出较为“自私”和强势的规则约束,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发展及其规则制定造成“壁垒”。我国唯有坚持自信自立,发挥后发优势,在提高自身实力、加强国际合作、搭建交流平台与加强数据监管等方面找到突破口,才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立于不败之地。

包容审慎监管:论新基建监管框架构建的过渡性和开放性

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新经济新业态日益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其起支撑作用的新型基础设施则是基础性、系统性、持续性的新动力。党和国家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新基建发展,但与此同时,曾在平台经济等新样态遭遇的监管困惑再次复现,鼓励创新与化解风险相互调适,新基建监管必然呈现过渡性特征。从我国监管制度的演进规律看,针对不同对象监管方式不断变革,但监管主体的同一性、监管框架的延续性相对稳定。新基建监管也应秉持开放性态度,继承和创新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构建主体权责明确、对象识别精准、方法敏捷智能、效能评估高效的监管框架体系。

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全面开启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共同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要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把数字政府建设放到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来系统谋划,准确把握时代需求,以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