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详《红楼梦》,三弃《海上花》?——张爱玲与中国言情文学系谱的断裂与重构

张爱玲从1960年代开始投入《红楼梦》考证与英译及国语注译清末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认为《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承,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上承《红楼梦》的言情文学谱系,这一方面说明张氏为《海上花》的核心价值长期受到忽视发出不平之鸣,一方面也透露出张氏企图突显中国近代小说的情感表述与爱欲书写之重要意义,并隐有此小说系谱传人自况之意味。深入分析张爱玲与《红楼梦》、《海上花》间的文学传承与相互阐释的复杂关系,可梳理出张爱玲自觉建构自身文学地位的曲折心理脉络。

明代王学与易学之关系--以孙应鳌“以心说《易》”之现象为例

本文以贵州学者孙应鳌《淮海易谈》为例,探讨当时学者如何以心学思想诠说《易经》,冀能由是得窥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应鳌自青年时代起,即与王门后学广泛接触。其所作《淮海易谈》一书,在原先的朱注框架、图书概念、解《易》方法中,却将《易》理与心学巧妙结合。先论《易》者,心也,最终推衍出致知则得《易》的结论,明白可见其企图藉易学以彰显王学价值的用心。应鳌之易学,始于朱子,却成于阳明,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可由是得见一斑。

台湾离职教育的现状与发展——专访台湾中央大学姚振黎教授

2008年7月21日,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师资培育中心教授、《清云学报》总编辑姚振黎教授应邀来到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高职院校学报研究会2008年学术年会暨换届选举大会上作了题为"台湾高职学报之现状与展望"的精彩报告。夏季的昆明依然绿草如茵,繁花似锦,与蓝天自云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姚教授的到来,更充分和完整地体现出中国高职教育及高职学报发展的世界眼光和理性思维的一种创新。授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黄主编将刖出版的新学报赠送给姚教授,一道愉快地回忆起2005年首次参加在南宁召开的学术年会的往事。姚教授满面笑容地坐在沙发上,花了十多分钟时间翻阅了《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并对学报内容、出版质量、彩色插图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礼花与兰花——评说全本《牡丹亭》和青春版《牡丹亭》

1999年7月,全本《牡丹亭》首演于美国纽约的林肯表演中心艺术节,堪称是浩大的戏剧艺术制作。当年它曾先后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巡回演出,后来也在新加坡艺术节举行亚洲首演,可谓轰动一时。但是,全本《牡丹亭》出现了一些与昆曲无关的内容:部分剧目用苏州弹词(即曲艺)而非用戏曲的方式来表演,一些表演者是地方戏演员而非昆曲演员,出现了不少跟昆曲无关的中国民俗场景。青春版《牡丹亭》则从编剧、导演、表演、到音乐、舞美等方面,形成了一条龙的精英创作团队,在每一创作环节上都是精益求精。同时,青春版《牡丹亭》也不像全本《牡丹亭》那样求全、求大,而是只采撷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精华部分,彰显了汤显祖原作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虽然青春版《牡丹亭》也有轰动的海外演出,但它更多地是在中华本土大面积地巡回演出,尤其是大学校园,从而使得昆曲扎根于年轻学子的心中,这一举措对于昆曲的薪火相传,无疑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

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引发八国联军之役。硝烟密布,战火四起,北京遭受到空前未有之浩劫。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等,困居于北京城中,将战争之感慨写入词中,几人相互唱和,辑成《庚子秋词》上下二卷。《庚子秋词》不仅反映了时事,也响应了时代对于"词史"的呼唤。周济、谢章铤鼓吹"词史"之作,认为反映时代乱离的词作可与杜甫描写安史之乱的《北征》、《垂老别》等诗作相提并论。杜甫诗因安史之乱,号为"诗史",晚清词人连遭内忧外患,将家国之感发之于词,形成"词史"。然而词之为体,与诗不同,"词史"与"诗史"的写作手法、反映动荡乱离的方式、观察历史社会的角度,有所差异。

再论亚洲传统戏剧的生产方式及其现代命运--以昆曲和京剧为讨论重点

属于非物质文化范畴的戏剧,和物质生产一样,也是人类的生产行为;而它生产其产品的方式,即创作戏剧作品的方式,便可以称之为戏剧的生产方式。东方/亚洲传统戏剧与西方戏剧各有其不同的特质,因此这两类戏剧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同。亚洲传统戏剧中普遍存在下列情形:一.主要表演者处于戏剧生产的主导地位;二.戏剧作品不是以文字而是以表演者的身体为载体,口传心授、师徒传承;三.这种师徒传承往往又是和表演者的家族世袭相关。本文将以中国戏曲为主,兼及日本和印度的传统戏剧,探讨其生产方式、师徒传承,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不同命运。

台湾中小学生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以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为例

台湾人口由多元的文化族群构成,自"国语运动"推行以来,国语渐渐地取代族群母语,成为各族群普遍使用的通行语。通过调查台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的中小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观察到不同世代与区域的学生的语言转移速度存有差异。晚于闽、客、原住民等族群定居台湾的新住民,其总人口已与原住民相当,成为不容忽视的新兴族群。本次调查可以较清晰地了解各族群的中小学生对语言的态度、族群认同、价值观等取向。

钱塘才媛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之情缘

钱塘才媛沈善宝是清道咸年间女性文坛的领袖之一。沈善宝一生交游广泛,不仅广交各地才媛,还结识了不少男性文人,其中也包括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结交的情缘。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的交往固然也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但对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影响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的情缘,对她的一生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不仅使她能得以顺利克服其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与险阻,还成为她在文学创作上走向成功的极大支持与助力。

始有意治之——宋人在小说学的开展意义

一、转型“近代”的大变迁 唐人在殿庭种花植柳,官员晨昏出入,可以感受“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的气象,或是体会“退朝花底散,归院柳条迷”的情调。而花香柳迷间的进退有节、行礼如仪,亦不妨以文化剪影视之。 唐人殿庭的风景如是,那么,宋人呢?

从二程思想的不同看中国哲学的两种理论形态

二程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哲学的两种形态。所谓哲学,按照康德的定义,即哲学以思辨为其本质,而思辨是抽象地去了解普遍者。程明道是既圆融又分解,不离开具体特殊的事物而体证普遍的天道;其弟程伊川则明白地分辨特殊与普遍,对理气、心性的不同,给出了清楚的区分。这两种分解的形态虽然不同,但同样表示了哲学就是将普遍者从具体中抽象出来之义。再分析郭象注庄子所用的"寄言出意"的方式,郭象的玄谈也符合哲学之为思辨的意义。由此可证,即使用西方康德对哲学的定义,中国儒道的重要思想家及其思想,也符合哲学是思辨之学的规定。

清代才媛沈善宝的家庭性别角色

清代才媛沈善宝之所以有出色的文学才干及成就,与其在家庭中所经历的性别角色磨练密切相关。"为人女"角色的脱序演变,使沈善宝因祸得福,能够有机会走出自己独立自信的人生;与武凌云的婚姻,使她的独立自主性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对儿女们倾注了发自内心的慈母之爱,儿女们亦对她怀着衷心的崇敬之情。由此,可透现出女性角色在家庭中"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并且也就能够更切实深入地了解清代才媛的家庭性别角色在现实生活所起到作用及意义。

试论新戏曲的“专业分工创作方式”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生产(包括其创作与演出)基本上是由其主演者所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开始筹划戏曲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众多原本和戏曲没有太多联系的新文艺工作者被调入戏曲界,着手改造传统戏曲,创造新戏曲。于是,形成于近代欧洲、在戏改运动前已被新文艺工作者用于话剧和新歌剧创作的"专业分工创作方式",被引进了戏曲界。自此,在戏曲的创作中,编剧、导演、音乐、表演和舞美各行之间开始形成清楚、严格的分工;编剧、导演、音乐和舞美的职能加强,主演者不再主导艺术生产。结果,由此而产生的新戏曲,在戏剧文学、舞台艺术和美学风格上,均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戏曲的形态和特征;而"专业分工创作方式"的运用及新戏曲的形态和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具体表现。

近20年海峡两岸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评述

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题咏、绘画、戏曲、续书几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但最突出的是题咏,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同时,与主流的男性社会相比,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点更为明显和复杂,相关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这些特点,并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这样才能通过其间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整理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全景式表现,探析清代女性在整个《红楼梦》接受史上的历史定位与文学/文化价值,并进一步掌握清代中后期女性的生活、交游与创作的文化生态。

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型态分类及其文化意涵

题咏为清代才媛最为普遍的红楼接受模式。这种模式灵活运用于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时空情境,表达她们对《红楼梦》各种议题的所感所思。清代才媛的红楼接受,是文学与生活交织的型态,聚焦于《红楼梦》原著的题咏,无疑是缘自才媛自身现实生活体验的有感而发;聚焦于才媛生活的题咏,亦显然是深受《红楼梦》原著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现实延伸。清代才媛的红楼接受既有较为充分的自足性亦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清代才媛的红楼题咏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题咏形成对话关系,得到更为丰富多元且别具性别意涵的表述与发展。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清代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

历史性的转变:从禁戏、改戏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戏曲改革运动"大规模展开。戏改运动首先是从禁戏开始。意识形态的过度强化,曾使得当年禁戏的行为一度趋于泛滥。1951年5月5日政务院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实为纠偏之举。从此,戏改运动的重点就不再是禁戏而是改戏。经"过滤"、"净化"、"去芜存菁"后的传统戏曲,改变了原貌。经几十年之世变,如今的传统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出现历史断层。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中国,业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告别"意识形态至上",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保护。从禁戏、改戏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会通

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宋明理学中分属不同的义理形态,两者难以融通。不过引入康德"自然的辩证"思想可以发现,朱子学与阳明学都对道德实践中的感性的反弹有清楚的认识,并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在朱子学,是从"常知"经格物而进入到"真知"来克服;在阳明学,是强调"无善无恶心之体",达至"无善之善"来克服。从克服"自然的辩证"来理解,两者是针对同一生命问题的不同解决理论,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香港新亚书院的成立对台港二地新儒学发展的影响

成立于1949年的香港新亚书院秉持从无而有的信念和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致力于为"花果飘零"的中华文化进行"灵根再植",逐渐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港台新儒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新亚书院,港台新儒家这一学派就不可能成立。

清代才媛红楼人物题咏论析

清代才媛红楼人物题咏的对象,关注点集中在宝黛钗三人,尤其是林黛玉身上。红楼人物受关注的程度,并非以在《红楼梦》中的社会地位为准则,而是以书中人物"善"的表现为准则,香菱、晴雯、紫鹃等侍妾、丫鬟也得到应有的关注。由此可见清代才媛题咏诗人的感情倾向,体现着秉持扬善(美)隐恶(丑)的态度。另外,清代才媛题咏对红楼人物的"才情"格外关注,这一现象,或许是出自对女性自身才华的自信、自得与自豪。

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演变及其表征

在秦汉大一统的历史时期,皇家园林呈现相对稳定的发展势态;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动乱分裂局势及其对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则致成皇家园林的发展呈现颇为明显的动态演变的特征。大一统基础的削弱,导致皇家园林由帝国象征趋落于现实生活,转向相对适度,乃至收敛平实的表现。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江南优势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为皇家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导引了皇家园林新的发展势态。南方造园工艺及南方园林风格,亦对北方皇家园林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帝王皇族的文士化则促使皇家园林的功能,由彰显帝王意识张扬王朝气象转向君臣禊宴畅逸游娱;皇家园林的生活方式,也显示出由奢华享乐向游娱赋诗的转化。

清代學者疑年考——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訂訛

清代学者钱大昕曾纂次古今文人生卒年寿之可考者，为《疑年绿》四卷。其后赓续之作纷出，姜亮夫先生尝撰《六续疑年录》，后经扩充，增补修订，易名曰《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其书后出，蒐罗最富，查检甚便，为学者治史必不可少之书。惟历代人物，来如繁星，其偶有违失，固不害为名山盛业；订讹补阙，正后学者之责也。本文专就其书清人生卒年岁有疑误者，辨正是非，凡举正五十五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