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下)——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被定性为客观主义的宿命论而遭到清剿式的批判。拉克劳与莫菲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克劳与莫菲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但是,他们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和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主体身份建构时的偶然性。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作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的偶然性逻辑受到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从而导致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和“双重空场”。只有勇于面对偶然性并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在形构政治一致性的作用,才能走出罗莎·卢森堡式的困境,才能填补失效的必然性退场后形成的空场,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翻译及传播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翻译作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必要条件和初始环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准备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译入中国的翻译主体、目的、内容、过程和特点等可以看出,翻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特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论拉克劳与莫菲对激进政治的重构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规划,以一种全新而具有创造性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一种后现代的政治概念。它拒斥总体化的同源性的基础性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的权力概念,积极倡导微观政治。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变,其内在根源在于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的质疑、修正与抛弃。从断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到宣称意识形态的非阶级特性,拉克劳与莫菲实现了从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的蜕变。从根本上说,这一蜕变建基于对对抗概念的拉康主义的哲学阐发之上。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而对抗具有不可根除的特征,因此,作为对对抗进行控制与调整的政治,它不仅不会终结,而且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人类社会并决定人的真正存在论条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在这种视域之中,激进政治的宗旨就不在于成就雅各宾式的革命理想,而在于沿着激进的和多元的方向永无止扩大与深化民主。正是在此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构成了对传统激进主义的一种全面修改。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

"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是两项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理论规划。葛兰西主义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且它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理论"本身潜伏着解除"接合"的外在限制的离散力,而接合概念的"后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这种离散力的直接后果;葛兰西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过程,已经预示了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新视域,而后马克思义的话语政治不过是葛兰西式的语言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处理;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它集团的意识形态原素的接合,在他看来,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这种观念被拉克劳与莫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接合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中。

从马克思研究到马克思学

马克思研究是在马克思生前即已存在的学术现象,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都非常重视马克思研究。梁赞诺夫使马克思研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研究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学术声誉。在西方世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研究也经历了从格律恩贝尔格的马克思研究到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深化。中国马克思研究也正经历从上世纪宽泛的马克思研究到21世纪马克思学的转变,将"马克思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是推动中国马克思学走向深入的当务之急。

在“学术”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其学术性与现实性就以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式紧密交织在一起,因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在于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过程中,学术性和现实性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脱离,学术研究甚至一度成为现实工作的注脚。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历史不同阶段的考察和比较,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不能不在现实基础上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也不能没有学术升华,其经验与教训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论邓小平经济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立足于中国实际,并汲取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战略性和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健康、协调、稳定的全面发展。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邓小平经济思想从现代化发展主题、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模式三个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中国马克思学:哲学抑或科学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路径,体现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学术化方向发展的一种趋势。在学科定位上,中国马克思学应当是一门实验科学,具有可证伪性。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应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的研究成果。

中国政府创新的趋势分析——基于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量化研究

2000年以来,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共有113个项目获奖。对这113个获奖项目的类型、分布和特征的分析,显示了过去十年以来中国政府创新的演变路径,反映了现阶段政府创新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中国政府创新的发展趋势。

对话·和谐·审美——当代人类自觉符号设计需要坚持的几个原则

在全球信息网络化背景下,人类自觉符号设计需要遵守一些共同的行为秩序。反映在具体的创造、设计中就需要坚持诸如"大众"的主体选择、"对话"的现实操作、"多元"的路径状态、"审美"的价值尺度、"方便"的实践功能以及"和谐"的目标追求等原则。精通并掌握之,方能在此语境下反观自身设计行为并借以找到更为理性的、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人类文化创造之路。

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谈起

本文以大量的文献学事实表明:在没有充分文献学依据的情况下仅以所谓的“思想”或“文本学新思路”来轻率地否定国际马克思文献学共识,不是真正严肃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者所应取的科学态度;从《巴黎笔记》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评李斯特》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回到马克思》一书所依据的主要文献学信息都已过时,因而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解读结论是可疑的和难以令人信服的。

对“省直管县”改革问题的理性反思

通过对"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理性反思可以发现,"省直管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它不仅受激励因素推动还要受约束条件的限制,因此不能过于看"恶"地级市而纵容县级政府的"要权"冲动,我们在改革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应更加谨慎,以确保这项改革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

神话的启蒙与启蒙的神话——关于一部“哲学断片”的若干断想

正式出版于1947年的《启蒙辩证法》是在1944年油印本的基础上增改而成。作改动的地方不仅是书名及文题,也体现在对文字的润色和内容的调整上。这些变动反映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有意疏离以及由意识形态批判向总体性"终极揭露"批判范式的转换。在《启蒙辩证法》中,法西斯主义的"事实神话"是研究的起点,而叙述的起点则是"启蒙",同时,为了阐明启蒙的衰退,作者又回溯到历史上的神话。所以,《启蒙辩证法》不仅存在着启蒙与神话的纠缠,而且存在着现实神话与历史神话的纠缠。《启蒙辩证法》既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关于启蒙自身具有内在缺陷的观念,又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名及其表现方式,但是,"启蒙辩证法"却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根本不同。启蒙理性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有待完成与提高的开放形态,而是呈现出一种无可救药的结构性衰竭与失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这种态度更戏剧化地表现在他们对康德道德学说所作的萨德化理解上。因此,《启蒙辩证法》不仅是后黑格尔主义的,也是后康德主义的。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类型和腐败领域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

在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社会转型期,我国腐败的类型和领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研究分析腐败类型和腐败领域的发展演变,深刻认识和把握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状况和规律,对于制定并选择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方针与策略,是十分有益的。

柔性权力体制下的制度与市场成长——对中国改革的制度分析

30多年的改革证明中国存在一个促进公共权力、自由市场和制度规范共同成长的发展环境,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性成长空间和制度化的发展路径。对于中国改革的理解要关注其特定环境下的实践经验,还需从制度层面关注权力体制如何与市场和制度相结合。本文以改革中权力体制的模块化来解读刚性体制如何转向柔性体制,并通过柔性体制下的权力让渡和权力职能化来分析权力体制如何与自由市场和制度规范实现有效对接,推进中国的市场化和制度化进程。

走向社会权利导向的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是所有社会实现秩序所必需的制度机制。现代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如何在维护社会权利的前提下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对于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来说,首先要面对的是社会多重转型的冲击,因此要维护社会的团结和谐,并为个人的平等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因此社会权利导向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而消除现有的阻碍社会权利公平实现的体制机制,建立有利于社会权利发展的制度环境,实现社会的再组织化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

试析我国现行权力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手段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我国现行的权力监督体系和监督手段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和问题,如党政权力监督体系强而社会权力监督体系弱、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监督强而党内监督弱,由此导致权力监督存在弱监、虚监、漏监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我国目前民主和法治发展程度仍然不高;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滞后;在加强权力监督方面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中存在一些偏颇和失误。

中国治理评价体系框架初探

本文在吸收国际国内一些主要的治理评价体系和治理相关评价体系基础上提出了三套中国治理评价体系。一套是体系较为严整的中国善治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一套是低收入人群优先和性别敏感的民主治理评价体系。还有一套是中国公共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这三套指标体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笔者期望这些初步探索有助于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治理评价体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日本学者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读

本文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岛崎隆的环境思想进行了评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了马克思的自然观,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环境理论的哲学基础。

国外学者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

本文主要就国外马克思学家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卡弗通过对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考察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程度,得出的结论是青年恩格斯思想领先于马克思;日本著名马克思学家广松涉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明确提出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的论断;里格比等马克思学者也提出青年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有很大影响。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探讨是有启迪意义的,但广松涉非常极端的观点却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