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风险思想及其时代价值——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例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风险是指资本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危险。具体而言,资本形态在其转化过程中会遭受风险,金融投机的意图是以最小风险换取最大利润,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篡夺使风险落到资本家头上,资本通过联合使自己免遭风险。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为探寻风险根源提供了基本思路:从资本形态的转化过程入手探寻风险根源;从金融投机的本质属性入手探寻风险根源。为防范风险提供了基本方法:必须辩证地看待资本通过联合来防范风险的措施;在防范风险时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理论与实践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特征有三,即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内社会风险、国内经济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和公共领域的风险转化为社会整体风险;社会风险的深层根源是社会转型、利益困局和文化冲突;应对社会风险,应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建立风险防范的前瞻性机制,并制定合理政策,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风险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路径选择

理论形态的发展与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时代同步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产生于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氛围,而当代的风险文化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文化土壤,由此显现了以文化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可能性。风险文化是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风险文化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它以风险意识为核心概念,并以马克思主义风险文化思想为理论主体,同时以科学发展为实践归宿。

科学发展视野中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的时代阐释

由大地震引发的日本核危机突显了当代风险问题的重要性。所谓"风险",是指因社会发展而潜伏下来的遍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各种可能性危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为风险防范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认为资本在形态转化过程中会遭受经济风险。防范政治风险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全球化趋势是当代文化风险的重要根源,通过风险分担可以防范社会公共风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风险防范机制,必须以防范经济风险作为整个风险防范实践的基础,并通过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防范,保障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经济风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视角

胡锦涛同志提出,未来5年要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要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基础,必须从建构经济风险防范机制入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风险有一定研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刻思考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风险问题,如商品流通风险的累积与金融风险的形成;列宁对经济风险也进行过分析,认为战争中存在经济与政治风险问题,应当将政治斗争融入经济斗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经济风险进行了长期的探究,认为应当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学会应对各种风险,重视风险的预警问题。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渠道、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对其主要成果作一归纳梳理和简要评述,并对如何加强该问题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理论构建及其实现路径

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构建起适合这一伟大实践的新的正义理论。为此,必须厘清正义概念的内涵,以公平正义的视角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个方面的正义思想资源并加以提升改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正义思想发展的历史之境观照和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正义的现实之路。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方面构成,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三者的内涵和作用进行了阐释,也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孕育、创立和发展的阶段进行了概括,但是具体说来,这三者的历史起点是不一致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历史起点的探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社会公平正义实现路径的学理探讨与实践策略——以“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为例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路径之一。在学理上,对"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进行合法性论证,要分析个人"拥有财产性收入"是否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要求研究者正确区分"私有制"与"私有财产",让劳动者实现对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的真正占有;在实践中,研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策略,要分析如何构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制度体系,它要求政府部门健全财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刑法》、《民法》和《物权法》中关于财产权保护的条款;推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创新,不断完善有关居民工资收入转化为财产的相关制度与政策,不断健全关于市场经济活动高效运行的制度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公平交易、风险防范、价格形成等领域的制度建设与优化,推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财产性运作的制度建设与健全;拓展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投资渠道。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建设的教训及启示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建设实行绝对化的"公开性"和"民主化",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否定民主集中制,允许党内派别活动,破坏了党的组织统一;取消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高调宣扬"公开性"和"民主化",但实际实施高度个人专权。以苏为鉴,当前我们党的党内民主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最根本的要构建具有自我矫正纠错和修复能力的体制和机制;坚持改革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反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浪漫主义和急躁冒进以及无所作为;正确把握民主的特性、边界和功用;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

加强“中西马哲学”对话,构建当代中国正义理论

正义是公民的最高美德,是文明社会追求的价值,正义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需要构建起适合这一实践的新的正义理论,而新的正义理论的构建,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厘清正义概念的抽象内涵,加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方面的正义思想的对话,用一种融合贯通的思想方法,肯定、吸收、统摄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正义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实现路径。

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

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外向化"和"内向化"两大趋势。前者表现为政治哲学的复兴,后者表现为道德形上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和梳理康德的道德哲学,通过分析康德伦理学的"意志"、"理性"和"自由"等关键概念,反思康德伦理学三大公设的道德心理学意义,并在道德心理层面重新考察康德与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关系,从而初步勾勒出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和关节之处。

小康社会语境中社会风险的危害及应对——清末民国时期风险思想的启示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既加强了中国的风险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于是形成了所谓的"社会风险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清末民国时期"适度、西化、革命"的风险思想,进一步促进当代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

尼联共(毛)分裂的原因、影响及其发展前景

尼联共(毛)党内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路线斗争由来已久。两派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尖锐化是2012年该党分裂的直接原因,而普拉昌达与温和派的联手和革命国际运动的推波助澜也对尼联共(毛)的分裂起到了推动作用。尼联共(毛)的分裂极大地削弱了尼联共(毛)的力量,并将对尼泊尔政局以及尼泊尔与印度的国内安全形势产生不利影响。尼联共(毛)未来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解读“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面临若干困惑:在理论上,个人"拥有财产性收入"是否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实践中,如何构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体系?要解决这些困惑,必须正确区分"私有制"与"私有财产",明确劳动者应当实现对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的真正占有,并提出一系列增收实践策略,如健全财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推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创新,拓展财产性投资渠道等。

中国共产党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对策与启示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既加强了中国的风险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于是形成了所谓"中国社会风险难题"。中国共产党在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洞察到风险问题的若干规律,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防范社会风险的可靠保证,前瞻性机制建设是防范社会风险的实践路径,科技与人的精神动力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有力支撑等。中国共产党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启示在于,风险因素分布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在实践中学会应对各种社会风险,重视社会风险的预警问题。

论萨义德批判意识的三个向度

萨义德世俗批评理论的关键就是探讨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有何作用、如何形成,而他对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功能定位强调的核心也是如何坚持一种质疑、对反的批判立场。萨义德在"广泛的人文主义"原则下对前人理论的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及其始终保持的自我批判意识,从三个向度上深刻践行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这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文关怀为底蕴的批判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30年来探索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道路探析

中国的社会风险难题由来已久,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对其进行了学理厘定,他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既加强了中国的风险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在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辩证思考风险防范问题,准确把握"新风险"概念,并系统提出文化风险防范措施。总结经验,防范社会风险应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并以经济措施为基础,从"广义社会"入手。

论罗尔斯公正原则的内在困境

罗尔斯的公正原则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首先,公正原则并不比功利主义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最小最大规则不能成为人们选择政治制度的指导规则。关于可能性的知识是无法排除的。公正原则中包含着功利主义思想因素,甚至它就是一种修正的功利主义。其次,将差异原则作为一种公正原则是不合理的。它既不是公正的,也不具有道德基础,反而导致公正原则内部平等与激励之间的矛盾。最后,罗尔斯的消极自由概念造成平等的自由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虚幻的自由。因此,罗尔斯的公正原则集中表达的是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是为西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辩护的一种尝试。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创新实践及启示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既是带领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幸福的光辉历程,也是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展党内民主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结合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在实践党内民主问题上积极探索,不断推进着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发展。这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