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摹仿说”:戏剧观念的一次革命——“环境戏剧”探索的本质倾向及其价值分析

"环境戏剧"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种戏剧运动,经理查德.谢克纳倡导,并实施了大量戏剧实践活动。环境戏剧主张戏剧的自身能动性和社会实践性的积极探索,是对传统戏剧"摹仿说"观念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对当今与未来戏剧创作及研究具有诸多价值。

《宗教滑稽剧》与政治戏剧百年史

政治戏剧的概念是德国的皮斯卡托首先提出的,但是,第一部搬上舞台的政治戏剧是马雅可夫斯基编剧、梅耶荷德导演的《宗教滑稽剧》。该剧第一稿于1918年十月革命一周年时演出,经过大幅度修改的第二稿于1921年上演,至今正好100年。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对苏联历史上有没有政治戏剧,哪些剧目属于政治戏剧,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本文回顾了该剧两稿创作和上演的历史,论证了该剧是俄罗斯戏剧史上的第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戏剧,带有典型的政治戏剧属性;介绍了该剧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情况,并且指出政治戏剧对我国产生的深刻影响,强调了孟冰政论剧的创新和价值。

从《真正的钦差大臣》看戏剧批评的多样性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首演后曾遭围攻,被扣上“反爱国主义”的帽子。近三个月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先后上演了一部极不寻常的八幕剧:在《钦差大臣》之后加上三幕剧《真正的钦差大臣》。“真钦差”自称受高层委托来恢复秩序的人,是公正合理思想的引导者和体现者。在假钦差溜走后,真的钦差大臣上场,拨乱反正,抵销前面那位假钦差抹黑社会造成的负面效果。可见,以一个新剧目为另一个旧剧目“纠偏”,或者与之论战,加以批判,可能成为戏剧批评的另一手段。类似的现象可以从苏联生产题材戏剧中看到。德沃列茨基的《外来人》塑造了一个外来的车间主任切什科夫,他铁面无私,严抓纪律,不为弱者所动,因而受到舆论的批评。一年后,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炼钢工人》,以此和《外来人》论战。在该剧中,真理不在孤独的“外来人”一边,而在集体这一边。主人公与集体双方发生良好的互动,道德上变得更充实。除了《炼钢工人》,还有两部新剧本也是为了与《外来人》辩论而作。这证明,以新剧目批评已有剧目是不可忽视的现象,证明了戏剧批评的多样性。

幼儿教育模式创新:戏剧与数学“结亲”

谈到当前中小学校教育，包括幼儿教育的问题，人们会把矛头主要集中对准于应试教育。这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经常摆到每个家庭饭桌上看得见的问题。但是，我以为，这还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应试教育只是个出口的问题，还有一个人口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儿童进入教育阶段如何教，教育过程如何进行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新性表达——以电影《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为例

主旋律电影作为我国电影的主流形态之一,在新媒体时代浪潮中不断突破和创新。《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在集锦式叙事的基础上,加入“青年讲述者”作为叙事线索,将单元叙事与个人视角结合,通过典型人物塑造和文化符号植入等形式,结合场面调度,尝试年轻化表达。该影片观照新时代的青年精神,指引青年人在新媒体时代构建个人精神世界的方向,同时在叙事、人物塑造以及意识形态表达等方面拓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边界与美学范畴。

民国南京戏曲活动场所初探

民国时期南京戏曲活动场所分布相对集中,由其戏曲活动的性质及内容而分布在不同的场所,这些场所主要有戏茶厅、现代影剧院及礼堂等集会场所。这些不同的戏曲活动场所的受众类型,展现着普通市民、官绅、知识分子等对戏曲的不同喜好与需求,在时间与空间分布上,也揭示了城市化进程对于戏曲活动场所的影响。民国中后期,南京作为国都或伪国都,南京戏曲活动场所也存在官方与非官方、商业与非商业的性质差别,从而呈现出特殊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其在中国剧场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9卷本与8卷本对比

俄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以下简称为:斯坦尼全集)的8卷本和9卷本两个版本,分别编撰于20世纪50-60年代和9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苏联文学短暂的“解冻”并没有影响到8卷本的编辑工作,书刊出版仍沿续严格的保密检查制度。更因20世纪30年代斯坦尼体系是苏维埃政府极力推崇的戏剧体系,因此斯坦尼全集8卷本的编撰过程深受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影响。90年代苏联解体,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变。

塑造戏剧艺术的现实与探索之根

2011年4月24日晚,在国家大剧院观看了由郑天玮编剧、任鸣导演、高广建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王府井》。看着主创的名字,就知道该剧不一般,都是当今戏剧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况且又是国家大剧院倾心打造之作。在宣传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很引人注目：寻找北京人的精神之根!

记忆与传统,自由与责任——第八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综述

2013年5月17日至19日,＂第八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在新加坡召开。这是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ATEC）自200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举办会议。论坛的承办方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教育传统的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NAFA）,本次盛会举行之时恰逢其建校75周年庆典。

“新月派”与莎士比亚的民国传播

本文以莎士比亚的民国传播为中心,以"新月"同仁胡适、余上沅、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为例,回溯、梳理和研讨他们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认识与接受、作为与态度。一、胡适的态度和民国初期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奉行西化思想的胡适对莎士比亚的态度最为冲突。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初期,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课程的重要内容。而作为中国青年才俊,胡适并不跟随西方通行的观念和认识,而是采取了一种相对间离的中国人的视角。

马裕藻、沈尹默1920年代和教育界的势位之争

民国初期,北京教育界多门户派系之争,章太炎的浙籍弟子一度在北京大学占主导地位,他们还得到在京城广有人脉的李鸿藻之子李石曾的支持。蔡元培主持北大,一心鼓励学生潜心学问,他对五四时部分学生的行为不以为然,与浙籍教授也不想走得太近。他力荐来自江苏教育会的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颇有深意。本文对这段时期的史料有所发掘,同时又论及马裕藻和沈尹默等人在1924年10月“首都革命”中的激进行为,并指出两人在第二年女师大学潮过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

跨时空对话与即时演绎--浅析《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遐想》的导演创作

1948-1949年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工作和生活了十个月,就是在西柏坡这个小小的山村院落里,毛主席运筹帷幄,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全面思考和筹划,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领导了土地改革、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最后“赴京赶考”缔造了伟大的新中国。

“将领袖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遐想》中领袖形象的塑造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遐想》是孟冰创作于2008年的政论体话剧。孟冰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遐想》的宣传单上附有"政论剧"这一标签,而"政论"二字可能会被观众排斥,尤其是年轻观众。为什么用到"政论"二字?是否会有相关顾虑?孟冰答道:"之所以选择政论体,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离不开、绕不开与政治相关的讨论。

文学作品舞台化探索与创新——论王亚彬舞剧《青衣》的舞台呈现

近年来,舞剧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毕飞宇小说《青衣》改编的同名舞剧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成为匹兹堡国际首演艺术节最佳巡演舞作。《青衣》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毕竟国际知名度有限;王亚彬通过当代舞的语言向世界呈现出这个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这也是本土作品走向世界的一个好例。小说《青衣》讲述筱燕秋为追求艺术穷其一生的故事。舞剧编舞及主演王亚彬说:“这部作品有很多感性的成分,原著最想体现的是关于女性精神层面的思考,而这些都是抽象的,正好可以通过舞蹈的形式更好地进行诠释。”比起读原著,很多人更愿意花一两个小时欣赏书的核心内容,因此舞台表演可以负起将文学作品更形象地诠释给大众的使命。舞剧的主体当然是舞蹈,《青衣》是怎么用包括多媒体的舞美来帮助舞蹈将文学作品搬上舞台的呢?

以戏明旨——长篇小说《雅科夫的梯子》中的戏剧书写及主题深化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乌利茨卡娅的近作《雅科夫的梯子》以奥谢茨基家族的家庭变迁史为主要内容,记叙了宏大历史背景下各色人等的生命历程。小说记述中融入了大量与戏剧相关的元素,这些有关戏剧的书写,在小说对于时代与记忆、家庭和生命本质及个人命运等主题的深化中,起到了点明主旨、深化主题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永不消逝的时代记忆”“家庭史诗与家族传承”以及“生命的本质与人生的历程”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探析作家的戏剧书写在深化主题方面的作用。

论行动分析法与形体动作方法——克涅别尔、托夫斯托诺戈夫对行动分析法的不同解读

“行动分析法”和“形体动作方法”这两个术语虽然都包含“动作/行动”这一词根,但二者在根源上是有所区别的。尽管“形体动作方法”曾经受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和许多人的赞扬,但是,“行动分析法”比“形体动作方法”更容易被排戏的演员和其他参与者所理解。克涅别尔异常敏锐和清晰地领悟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戏剧、角色分析,以及排练方法的最后结论,完成了“行动分析法”的理论提炼和铸造工作,包括对心灵、身体的探索,以及排练过程中对戏剧情节的演习。托夫斯托诺戈夫论述了“行动分析法”的实践结论总和:斯坦尼体系的前后连贯性、防止“精神生活”与“身体生活”脱节、不间断的冲突、正确地找到事件的链条、小品方法与即兴创造。此外,“行动分析法”和“形体动作方法”也是戏曲研究很好的参照物。

中国戏剧界认识和运用斯坦尼演剧体系的误区及问题

我们认识和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误区和问题,主要可概括为走向两个相对极端的方面,即或者局部并机械教条神圣化地推崇并不加分析批判地接受斯氏“体系”,或者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片面极端地将其全盘否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四川好人》的罪与罚——结合四部中国改编版本比较分析

《四川好人》是德国著名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创作于1938—1940年间的一部寓言剧。布莱希特在这部剧作中不仅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中国四川,并穿插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元素,同时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本文关注《四川好人》的创作主题,结合对四部中国改编版本的比较分析,解读该剧内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的重合之处,并联系莎士比亚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阐释《四川好人》中罪与罚,以期深入分析作品主旨及中国改编版本对其的解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瑜伽”元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瑜伽”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苏联时期,编委专家们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要的专著中删去了大量有关“瑜伽”的内容,导致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得不到戏剧理论界的重视。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戏剧理论家关注与证实。其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肌肉放松、视像、注意力等训练方法都受到了“瑜伽”的影响,尤其受到了哈他瑜伽、王瑜伽的影响,而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问题,才是正确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训练方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