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与趋向:民族地区70年扶贫历程研究

民族地区扶贫是中国扶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来,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大致经历了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推动的间接瞄准扶贫、项目开发推动的区域瞄准扶贫、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的综合性扶贫、西部大开发以来至2013年的以整村推进为主的扶贫和精准扶贫六个阶段。其突出特点体现在扶贫动因以经济增长为主;扶贫对象由以"面"为主到"点、面"结合再到以"点"为主;扶贫模式由救济式转向开发式再转向开发与社会保障并重。未来民族地区扶贫将面临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经济增长的相对减贫效应大幅下降,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导致更多贫困人口从扶贫政策漏出,以及文化的差异持续对民族地区贫困的减缓产生不利影响等挑战。

“双重排斥”下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普惠效应

互联网金融已成为推动金融普惠的重要力量,但在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受到了其所依托条件的限制。互联网金融发展、农民使用互联网金融工具的能力及意愿、普惠金融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31个省200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农村金融普惠,也即互联网金融具有普惠效应。但是,农民的"工具排斥"和"自我排斥"会弱化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效应。因此,在推动金融普惠的进程中要缓解农户面临的"双重排斥":一方面要推动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

多维贫困视角下金融扶贫的国际经验比较:机理、政策、实践

金融扶贫是中国进入扶贫攻坚阶段重要的扶贫手段之一。在多维贫困视角下,金融手段可以缓解贫困人群的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从金融机构的规模、数量、组织形式以及不同金融工具的特征与优势两条主线出发,对国内外金融扶贫的经验进行比较分析,结论如下:"小银行优势"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逐步下降,大银行和小银行在扶贫中各具优势;参与扶贫的机构并非越多越好,强制性数量扩张很可能会带来资源浪费;合作制金融相较商业性金融与扶贫更为契合。从工具的角度,各类金融产品在解决信息与成本问题以及能力贫困上各具优势。因此,金融扶贫不应仅仅局限于小额信贷等传统手段,还应积极利用以移动运营商为主导的手机银行、农业价值链金融等各种创新金融工具。

贫困地区农户的风险应对与化解:正规金融和社会资本的组合效应

风险和脆弱性是农户陷入贫困、返贫的主要原因,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可有效推动贫困问题缓解,防止返贫。正规借贷和基于社会资本的非正规借贷是农户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基于有限承诺下的动态风险应对模型,分析预防性储蓄和正规借贷对农户风险应对与化解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社会资本介入之后几者关系的变化情况,可以得出正规金融行为、社会资本与农户风险应对能力三者关系的研究假说。基于武陵山贫困地区实地调研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的方法对研究假说进行论证,发现:在贫困地区,正规金融行为对农户风险应对能力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社会资本的介入能强化正规金融行为对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正向效应。因此,应在推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建设的同时,尽可能地推动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建设;在提高贫困农户风险应对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同时,提升"乡风文明"程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民族民间文艺视角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作和传承了类别丰富、形态多样的多民族民间文艺。多民族民间文艺诞生、传承于和谐的家园共同体中,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表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是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学建设的方向。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将守信修睦、情同手足、彼此交融、血脉相连作为价值理念,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与体现。从多民族历史实践和生活现实的视角审视多民族民间文艺,萃取多民族国家认同资源,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贫困缓解的作用——基于收入和热量贫困线的比较分析

论文在讨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贫困缓解机理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以收入和热量作为贫困线标准,利用倍差法(DID)对农户参与新农合前后的贫困状况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以热量作为贫困线标准,参加新农合能使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10.3%—12.3%;而以收入作为贫困线标准,则效果不明显。新农合除了可以帮助农户抵抗疾病冲击、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之外,还可减少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从而改善其营养状况。如果不采用热量贫困线,而只通过收入贫困线来考察,就会掩盖新农合政策在短期内改善农民福利、缓解农村贫困状况的效果。

基于P-S-R模型的甘肃省生态安全评价

为探究甘肃省各地区资源保障能力、生态承载能力和生态安全水平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运用P-S-R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综合评价模型对86个县级行政区生态安全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平均生态安全指数为0. 416 2,处于临界安全、预警状态。在空间维度上具有东部低于中部,中东部低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低于汉族地区的特征。在各子系统中,社会压力占压力子系统主导地位,人口密度平均贡献率最大;生态安全屏障指数占状态子系统的第一主要地位;响应子系统中,经济响应平均贡献率>文化响应>环境响应。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破坏,生态系统结构有变化,但尚可维持基本功能,需要进行生态保护与恢复。

甘肃省生态安全评价及其驱动力分析

本文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结合遥感和统计数据,综合考虑生态、资源、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选取26个指标,构建了甘肃省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甘肃省14个地州(市)86个县级行政区生态安全进行了全面分析与对比研究。结果为:甘肃省综合生态安全指数平均值为0.4 162,总体处于临界安全、预警状态;生态安全空间上呈现出西部高于中东部,中部高于东部的趋势,河西走廊祁连山脉地区明显生态安全水平高,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安全水平低于汉族地区。对甘肃生态安全驱动力进行分析得到:第一,自然环境方面。甘肃自然环境恶劣,植被覆盖率较低,水土流失情况比较严重。第二,经济方面。甘肃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区域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第三,社会方面。甘肃省人口基数大,人均水资源和人均耕地面积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研究结果可为甘肃省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破坏,生态系统结构有变化,但尚可维持基本功能,可进行生态保护与恢复,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医、儒、士之间：明清时期徽州医者社交网络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医家的社会地位已无法提升至高层次上,但徽州医者通过各种方式结识文人、官员,被上层圈子所接纳,并且为其医籍写序,从而提高了业医声誉,拓展了行医的社会资源,促进医术的流传,且在与给当地官员诊治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人脉,为其日后在各地行医提供了便利,在医患关系上占据主动。医者的社会网络,为其在本地乃至外地行医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其得到名宦名士的信任从而大展身手。可以说,徽州医者独特的社交圈为其提供悬壶济世、参与社会事务的场域,为其施展抱负、达成医者“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理想创造了条件。

阿难答及其部属身份再论

安西王阿难答及其部属的身份问题,学界关注较多并有不同观点,但缺乏系统对话分析。阿难答及其部分军属皈依伊斯兰教,不单有文献史料、历史记忆,还有民族格局演变历史和新出土的碑刻资料等佐证。蒙元史、回族学、蒙古学、西夏学、方志研究等众多领域学者的介入,都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和贡献。此中不仅有蒙古人、回回人的互动,还关涉到多民族的历史融合,呈现出中华民族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样态。

生活歌唱与仪式表征——清江流域土家族人生仪礼歌研究

清江流域土家族的人生仪礼歌根植于保护生命、转换身份和愉悦生活的文化土壤中,主要表现为打喜歌、婚嫁歌、丧葬歌等歌体形式。人生仪礼歌的核心是生命仪式,围绕生命仪式构成的人生仪礼歌的文化表现多样化,歌唱活动成为人生仪礼中记录生命历程、赞颂生命精神的生活行为。清江流域土家族人生仪礼歌的生成和发展始终围绕生命与生活展开,蕴含在人生仪礼中的歌唱传统被唤醒、被激活、被创新,并且在当代民众生活中不断得以建构和传承。

身份变换与权威再造: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本文考察不同类型东干人精英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新语境"中完成其身份变换和权威构建的过程。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指出,苏联解体后商人和宗教人士成为东干族人数较多的精英群体。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虽仍具有社会影响力,但人数已经相对较少。在再造权威的过程中,部分个人和群体借助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完成身份转换,成功跻身精英行列;而苏联时期位于较高社会层级的群体中则有重组社会资源并巩固其社会权威者,有凭借个人品行赢得声望者,亦有滑入较低社会层级者。东干族精英在权威建构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与竞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其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它与苏联解体后中亚"新语境"中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彼此交织有颇多关联。

古代“罚牲刑”源流考略

"罚牲刑"是古代蒙古民族广泛适用的一种刑罚。有学者认为其为古代蒙古民族的独特刑罚制。作者通过对罚牲刑的考证与分析,发现鲜卑、室韦以及羌人的文献中已有罚牲记载,在吐蕃、西夏的法典中已成为明文刑种。蒙元至清代,罚牲刑在蒙古地区得到广泛适用,不仅蒙古地方立法而且在清代的国家法中的规定尤为全面、周密。通过考察,作者认为罚牲刑是游牧经济形态下的产物,是游牧民族的一种传统处罚方式,并非蒙古民族所独有,但蒙古民族使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