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与守望:以影视人类学视角反思少数民族影视创作

影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体系当中主要涉及影像创作与研究的分支学科,自学科诞生之日起,即与世界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边缘群体或传统知识的影像表达建立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当代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创作中,通常会遵循一套相对规范的学术准则,以确认影像的学术价值、伦理边界与社会责任。影视人类学反对民族影像创作中的“内部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主义”,倡导体现少数民族自我发声的“主位电影”,主张在民族社区的语境中观照影像作品对于民族身份认同、文化传承与反思等方面的多元价值。总之,影视人类学更强调文化持有者的权利,反对外来者的影像剥削,它应该被定位为整个民族影视创作与研究体系中的“清醒剂”。

影视、影像与视觉:视觉人类学的“三重门”

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欧美学术界引入的"Visual Anthropology"一词在中国被通译为影视人类学,并在影像民族志实践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学科的继续拓展,"影视"这一限定词逐渐束缚了这一学科的多元实践与理论建构能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锁定在工具或方法的学术维度,缺乏与主体人类学对话的理论平台,因此,理应建立影视人类学、影像人类学与视觉人类学三个层次的分支学科,既坚守影像民族志摄制与研究之传统壁垒,又将人类视觉文化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视阈之中,才能为该学科发展开辟一条"由术及道"的学术道路。

主位影像、文化破壁与视觉经济——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移动短视频社区

在当代中国,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移动短视频社区日渐成为值得参与观察的人类学“虚拟田野”。移动短视频中自发的主位影像表达、超越地域的社群认同感以及基于社交互信而形成的多种商业模式,是这一新视觉文化体系的重要特征。移动短视频社区不仅提供了兼具共时性与历时性、线上与线下的多元观察维度,同时具有强烈的可参与性与文化延伸性,其整体的生态系统与无数个体的主位视觉表达,也呈现出中国社会作为一种文化有机体的发展活力。

基于影视人类学视角的音乐影像志理论与方法研究

音乐影像志,是指以动态影像摄录、剪辑等方式,对音乐领域相关事象进行民族志(或称文化志)记录与表述,建构有关音乐本体及其社会语境的深描式影音文本。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提供主体表达或主位发声的地方性知识,建构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人类学强调音乐影像志在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延续、社会认同、文化传承与变迁等生活领域的重要意义,反对影像记录与创作中的“东方主义”。民族音乐学及其音乐影像志应与人类学同道,成为一门“在野与守望”的人文主义学科,提倡外来者与原住民之间在学术生产领域的合作与分享,守护人类的音乐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延续性。

摄影与摄魂:中央研究院成立初期民族志影像考(1928~1929)

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成立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社会科学所与历史语言所先后派出四支考察队,前往云南、四川、广西、台湾各少数民族世居区,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考察者们除访问观察,并撰写调查报告之外,皆携带照相机,沿途拍摄民族志照片,或发表于书籍报刊,或收藏于研究机构,成为中国学界自主摄制的最早一批民族志影像作品。中国影像人类学的本土学术源头即发轫于此。

照见众生的雪豹:多重影像叙事与生态文化反思

从2009年至今,雪豹作为一种兼具神秘色彩与神圣性的高原物种,持续成为不同主体,如科学家、环保主义者、当地牧民、佛教僧侣与中外影视工作者追踪记录与影像表现的野生动物“明星”。在近十五年的历程中,红外相机拍摄的科学调查影像、当地民众拍摄的“主位”社区影像、主流媒体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电影工作者拍摄的院线纪录片或故事片,汇聚为一部以雪豹为主题的多声部光影史诗,其中,由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执导的电影《雪豹》是这一系列影像文本中的代表性作品,兼具现实意义与艺术隐喻。本文将《雪豹》作为一种影像史叙事的出发点,旨在追溯雪豹这一在生态系统与藏人信仰中皆有特殊地位的生灵,何以成为当代中国影像与生态文化中一个多义性的符号。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主位”电影创作研究

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一种主流电影题材长盛不衰,但创作者的视角多以汉文化为支点,并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在影片中的体现。自2000年以来,由本民族成员作为创作者,展现本民族文化观念,并能够在族群社区内部获得观众认可及艺术评价的故事片与纪录片更蔚为可观。如果借用人类学的概念,这类以本民族主创人员为主体、站在本民族文化立场上进行表达的影视作品可被称为"主位"电影,较之传统上由外来创作者拍摄的作品,"主位"电影更侧重于展现本民族的核心文化内容与价值观念,抵御被视为"他者"的猎奇与想象,自内而外地思考民族生存发展之道、传统的现代化变迁以及个体与族群之间的关系等,从而形成了有关这些族群社会与文化的新知识来源。

文化表达与影像新潮: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十年经验及反思

民族志纪录片为采用人类学理论方法与纪录片创作理念相结合进行拍摄的片种,其学术指向和文化诉求与媒体纪录片存在较大的差异。近十年来,随着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学术传播,民族志纪录片也呈多元发展的蓬勃态势,致力于学术表达的电影学者、推动影音文献建设的国家和地方文化部门,以及更为多元的民间纪录片作者群体,都在以不同方式促进民族志纪录片的理论建构与拍摄实践,使其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不断凸显影音记录与表达的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

在野与守望:以影视人类学视角反思少数民族影视创作

影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体系当中主要涉及影像创作与研究的分支学科,自学科诞生之日起,即与世界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边缘群体或传统知识的影像表达建立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当代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创作中,通常会遵循一套相对规范的学术准则,以确认影像的学术价值、伦理边界与社会责任。

聚合解读与信息重塑——短视频知识生产对人类文化传播的影响

短视频既是一个信息的聚合地,也是人们以此为基拓宽信息来源的出发地。现代媒体的移动化和智能化两大发展趋势激发了短视频生产与传播的无限潜力,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88亿,占网民整体的94.5%,其中短视频已成为新闻报道新选择、电商平台新标配①。

留声机与摄影机——蜡筒时代的人类学音乐影像志考略

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蜡筒留声机之后,很快就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蜡筒留声机在录音领域独领风骚的半个多世纪里,诸多人类学界的先驱人物,如阿尔弗雷德·C.哈登、鲍德温·斯宾塞、弗朗茨·博厄斯、鲁道夫·波赫、爱德华·柯蒂斯等人,都在他们的学术考察中使用蜡筒记录语言、音乐、歌曲等民族志资料。作为富有远见的学术先行者,他们往往也会在考察行程中使用另一种新发明—电影摄影机,以期同时获得田野中的动态影像资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开拓性工作不仅为人类文明保存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文化样本,同样也为人类学音乐影像志的学术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守望影视人类学的河山胜境——朱靖江治学谈

影视人类学起自学科边缘,历经半个多世纪箪路蓝缕的曲折发展,至今也仍然是一门人类学的非主流分支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虽有一席之地,却始终未成显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影视人类学舶来中国之后,其在国内演进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今天,甘于投身其中,以影视人类学为学术研究方向的中国人类学者为数寥寥,有较高学术造诣,能够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者更是屈指可数。

抢救人类学与影像民族志的发端

抢救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是欧美各国在全球殖民统治、对土著居民采取压迫与同化政策的历史语境中,受到社会进化论的直接影响而出现的早期人类学研究范式。抢救人类学主张在土著文明消亡之前,记录其社会特征与人种特质等信息,作为人类进化的"标本"予以收藏和研究。在抢救人类学实施过程中,刚问世不久的电影技术也成为田野调查的记录工具,由此生发了影视人类学的萌芽。尽管抢救人类学作为早期范式之一久已淡出学术视野,但在实践领域依然有着存亡绝续的文化价值。

同期声电影与音乐影像志的形成与发展

影视人类学自其萌生之初,便致力于将田野调查中的影像与声音素材结合为一,从而使它们成为了彼此支撑的民族志资料,这也是同一时期民族音乐家们的研究诉求。有声电影,尤其是同期声电影技术出现之后,影音同构的民族志电影成为人类学家与民族音乐家开展音乐文化调查的重要工具。同期声提供了音乐影像志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在以史诗、唱诵为记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社会里,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深描音乐文化细节,提供主体表达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

猎影边疆:民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田野影像调查(1930—1937)

中央研究院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建院初始,即积极将影像(包括摄影与电影)摄制与学术考察结合在一起,运用于考古发掘与民族调查等田野工作当中,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为边疆民族调查团队专门配置了技术人员与摄影器材,沿途开展民族志影像记录工作,收获甚丰。迄今收藏于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田野调查照片约7 599幅,民族志电影共两组,时长约一小时。这些影像资料与作品体现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类学界在学术观念上的整体性认知,即主张以多媒介的文化载体呈现多样性的文化内容。它们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学术生产的重要成果之一,提供了特定历史时期西南诸民族的社会图景与族群形象,揭示近百年“国族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视觉表征系统的重要意义,也有力地证明了影像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学术发轫几乎同期并行。从影像本体的角度而言,上述田野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民族志摄影与电影的早期基础性文献,其理论与方法仍值得反思与借鉴。

景观、方法与主体文化表达:人类学与虚构电影的多元关系

影视人类学主张通过动态影像方法从事人类学研究与表达,但该学科与虚构电影的创作体系之间却极少学术往来,因为虚构通常被视为对事实的歪曲与编造。本文论述了这一学科所呈现的三种面向:作为类型电影景观渊源的人类学想象、作为实验性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民族志虚构电影,以及作为族群主体文化表达方式的原住民电影,它们构成了人类学与虚构电影的多元关系,在当代学科融合的趋势中日益显示出重要的学术价值。

影音文献与公众传播:基于视觉人类学的探索与反思

影音文献作为与传统的文字文献相互独立,又彼此补充的一种视听文献类型,近年来在中国文化传承与保护领域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用武之地,无论是国家或地方的文化管理部门,还是民间文化传承机构,都越来越重视这一具有多媒体信息价值的文献形式。本年度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第二届"视觉人类学:影音文献与公共传播论坛",从多个视角探讨了影音文献的理论脉络与田野实践,具有一定的学科前沿价值。

视觉人类学的多声部表达与广域学科建构——第二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综述

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亦称影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舶入中国,被国内人类学界纳入学科体系,迄今已发展二十余年,虽然仍属＂新兴＂学科之列,但是在学人培养、理论建设、教学实践与影像民族志创作等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科架构逐渐成型,学术主体性近乎独立。在中国人类学的整体格局之中,视觉人类学日渐受到关注,其学科热度不断升温。

延安电影团与中国民族志电影的红色源流

延安电影团是中国纪录电影的重要源头之一,1938—1946年,延安电影团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拍摄了多部纪录片及电影、图片资料,是中国电影的红色源流。与此同时,它在纪录电影理论的方法创设、电影人共同体的形成与延续、电影工作者的专业训练,以及推动"人民电影"事业发展、普及基层电影放映等领域,都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国民族志电影生产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与国内外其他的纪录电影源流相汇合,共同建构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体系。

从《羌戎考察记》到《丹巴调查报告》——庄学本嘉绒藏族民族志调研考(1934—1938)

国内有关嘉绒藏族的调查与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民族学者、摄影家庄学本也是早期参与者之一。他于1934年、1938年两度考察嘉绒社会,对嘉绒藏族的调查、拍摄与研究,构成了庄氏较为持久的兴趣。他先后发表《羌戎考察记》《丹巴调查报告》等文,在嘉绒藏族的族称与民族源流、土司制度、苯教信仰等多个领域皆有所开拓。庄学本在嘉绒藏族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或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对嘉绒社会实地调查时间较早,调研地域广泛且相对细致深入;其次,庄学本对嘉绒社会的考察,运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田野调查方法,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主要领域均进行了系统性学术表述,符合现代民族学的基本规范;最后,庄学本与嘉绒藏族诸多代表人物的交往,提供了地方历史建构的一些重要细节。除此之外,庄学本作为一名有人类学素养的摄影师,在考察期间先后拍摄数百幅嘉绒藏族照片,留存了珍贵的影像文献。庄学本在嘉绒社会的民族志考察活动,体现了20世纪前半叶一位文化工作者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艰难过程,其先驱式的调查工作与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仍值得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界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