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与守望:以影视人类学视角反思少数民族影视创作

影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体系当中主要涉及影像创作与研究的分支学科,自学科诞生之日起,即与世界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边缘群体或传统知识的影像表达建立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当代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创作中,通常会遵循一套相对规范的学术准则,以确认影像的学术价值、伦理边界与社会责任。影视人类学反对民族影像创作中的“内部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主义”,倡导体现少数民族自我发声的“主位电影”,主张在民族社区的语境中观照影像作品对于民族身份认同、文化传承与反思等方面的多元价值。总之,影视人类学更强调文化持有者的权利,反对外来者的影像剥削,它应该被定位为整个民族影视创作与研究体系中的“清醒剂”。

基于影视人类学视角的音乐影像志理论与方法研究

音乐影像志,是指以动态影像摄录、剪辑等方式,对音乐领域相关事象进行民族志(或称文化志)记录与表述,建构有关音乐本体及其社会语境的深描式影音文本。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提供主体表达或主位发声的地方性知识,建构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人类学强调音乐影像志在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延续、社会认同、文化传承与变迁等生活领域的重要意义,反对影像记录与创作中的“东方主义”。民族音乐学及其音乐影像志应与人类学同道,成为一门“在野与守望”的人文主义学科,提倡外来者与原住民之间在学术生产领域的合作与分享,守护人类的音乐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延续性。

主位影像、文化破壁与视觉经济——影视人类学视域中的移动短视频社区

在当代中国,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移动短视频社区日渐成为值得参与观察的人类学“虚拟田野”。移动短视频中自发的主位影像表达、超越地域的社群认同感以及基于社交互信而形成的多种商业模式,是这一新视觉文化体系的重要特征。移动短视频社区不仅提供了兼具共时性与历时性、线上与线下的多元观察维度,同时具有强烈的可参与性与文化延伸性,其整体的生态系统与无数个体的主位视觉表达,也呈现出中国社会作为一种文化有机体的发展活力。

摄影与摄魂:中央研究院成立初期民族志影像考(1928~1929)

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成立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社会科学所与历史语言所先后派出四支考察队,前往云南、四川、广西、台湾各少数民族世居区,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考察者们除访问观察,并撰写调查报告之外,皆携带照相机,沿途拍摄民族志照片,或发表于书籍报刊,或收藏于研究机构,成为中国学界自主摄制的最早一批民族志影像作品。中国影像人类学的本土学术源头即发轫于此。

猎影边疆:民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田野影像调查(1930—1937)

中央研究院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建院初始,即积极将影像(包括摄影与电影)摄制与学术考察结合在一起,运用于考古发掘与民族调查等田野工作当中,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为边疆民族调查团队专门配置了技术人员与摄影器材,沿途开展民族志影像记录工作,收获甚丰。迄今收藏于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田野调查照片约7 599幅,民族志电影共两组,时长约一小时。这些影像资料与作品体现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类学界在学术观念上的整体性认知,即主张以多媒介的文化载体呈现多样性的文化内容。它们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学术生产的重要成果之一,提供了特定历史时期西南诸民族的社会图景与族群形象,揭示近百年“国族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视觉表征系统的重要意义,也有力地证明了影像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学术发轫几乎同期并行。从影像本体的角度而言,上述田野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民族志摄影与电影的早期基础性文献,其理论与方法仍值得反思与借鉴。

文化表达与影像新潮: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十年经验及反思

民族志纪录片为采用人类学理论方法与纪录片创作理念相结合进行拍摄的片种,其学术指向和文化诉求与媒体纪录片存在较大的差异。近十年来,随着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学术传播,民族志纪录片也呈多元发展的蓬勃态势,致力于学术表达的电影学者、推动影音文献建设的国家和地方文化部门,以及更为多元的民间纪录片作者群体,都在以不同方式促进民族志纪录片的理论建构与拍摄实践,使其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不断凸显影音记录与表达的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

在野与守望:以影视人类学视角反思少数民族影视创作

影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体系当中主要涉及影像创作与研究的分支学科,自学科诞生之日起,即与世界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边缘群体或传统知识的影像表达建立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当代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创作中,通常会遵循一套相对规范的学术准则,以确认影像的学术价值、伦理边界与社会责任。

聚合解读与信息重塑——短视频知识生产对人类文化传播的影响

短视频既是一个信息的聚合地,也是人们以此为基拓宽信息来源的出发地。现代媒体的移动化和智能化两大发展趋势激发了短视频生产与传播的无限潜力,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88亿,占网民整体的94.5%,其中短视频已成为新闻报道新选择、电商平台新标配①。

留声机与摄影机——蜡筒时代的人类学音乐影像志考略

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蜡筒留声机之后,很快就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蜡筒留声机在录音领域独领风骚的半个多世纪里,诸多人类学界的先驱人物,如阿尔弗雷德·C.哈登、鲍德温·斯宾塞、弗朗茨·博厄斯、鲁道夫·波赫、爱德华·柯蒂斯等人,都在他们的学术考察中使用蜡筒记录语言、音乐、歌曲等民族志资料。作为富有远见的学术先行者,他们往往也会在考察行程中使用另一种新发明—电影摄影机,以期同时获得田野中的动态影像资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开拓性工作不仅为人类文明保存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文化样本,同样也为人类学音乐影像志的学术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守望影视人类学的河山胜境——朱靖江治学谈

影视人类学起自学科边缘,历经半个多世纪箪路蓝缕的曲折发展,至今也仍然是一门人类学的非主流分支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虽有一席之地,却始终未成显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影视人类学舶来中国之后,其在国内演进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今天,甘于投身其中,以影视人类学为学术研究方向的中国人类学者为数寥寥,有较高学术造诣,能够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者更是屈指可数。

同期声电影与音乐影像志的形成与发展

影视人类学自其萌生之初,便致力于将田野调查中的影像与声音素材结合为一,从而使它们成为了彼此支撑的民族志资料,这也是同一时期民族音乐家们的研究诉求。有声电影,尤其是同期声电影技术出现之后,影音同构的民族志电影成为人类学家与民族音乐家开展音乐文化调查的重要工具。同期声提供了音乐影像志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在以史诗、唱诵为记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社会里,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依托的音乐影像志能够强化社会语境,深描音乐文化细节,提供主体表达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整体性的音乐文化叙事,促进民族音乐的跨文化交流。

抢救人类学与影像民族志的发端

抢救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是欧美各国在全球殖民统治、对土著居民采取压迫与同化政策的历史语境中,受到社会进化论的直接影响而出现的早期人类学研究范式。抢救人类学主张在土著文明消亡之前,记录其社会特征与人种特质等信息,作为人类进化的"标本"予以收藏和研究。在抢救人类学实施过程中,刚问世不久的电影技术也成为田野调查的记录工具,由此生发了影视人类学的萌芽。尽管抢救人类学作为早期范式之一久已淡出学术视野,但在实践领域依然有着存亡绝续的文化价值。

影音文献与公众传播:基于视觉人类学的探索与反思

影音文献作为与传统的文字文献相互独立,又彼此补充的一种视听文献类型,近年来在中国文化传承与保护领域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用武之地,无论是国家或地方的文化管理部门,还是民间文化传承机构,都越来越重视这一具有多媒体信息价值的文献形式。本年度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第二届"视觉人类学:影音文献与公共传播论坛",从多个视角探讨了影音文献的理论脉络与田野实践,具有一定的学科前沿价值。

荒野春风:庄学本少数民族女性影像与文化研究

1934—1940年间,庄学本在川、青、甘、西康诸省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民族调查与影像拍摄工作。在其众多的考察、创作主题当中,各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服饰形象、婚姻生活等,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拍摄与书写的影像一一文字民族志报告,既表现出其对各民族女性同胞的博爱情感与道义关怀,也成为当代学人与公众了解80多年前中国西部边陲少数民族女性文化最宝贵的文献资料之一。

二郎神崇拜与祆教“七圣刀”遗存比较研究——对福建宁化夏坊村“七圣祖师”源流的再思考

福建省宁化县夏坊村每年正月十三举行的"七圣祖师巡游",是闽西客家颇具特色的游傩活动之一。"七圣祖师"的身份,通常被认为是《封神演义》中的"梅山七怪",但无论民间抑或学界,均无确实的佐证。经由田野调查与文献参资,本文主张夏坊村"七圣庙"系灌口二郎神庙,原本祭祀赵昱与"眉山七圣",并存续有古老的祆教"七圣刀"幻术技法,是当代中国文化中非常罕见的祆教仪式活化石。

延安电影团与中国民族志电影的红色源流

延安电影团是中国纪录电影的重要源头之一,1938—1946年,延安电影团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拍摄了多部纪录片及电影、图片资料,是中国电影的红色源流。与此同时,它在纪录电影理论的方法创设、电影人共同体的形成与延续、电影工作者的专业训练,以及推动"人民电影"事业发展、普及基层电影放映等领域,都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国民族志电影生产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与国内外其他的纪录电影源流相汇合,共同建构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体系。

从《羌戎考察记》到《丹巴调查报告》——庄学本嘉绒藏族民族志调研考(1934—1938)

国内有关嘉绒藏族的调查与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民族学者、摄影家庄学本也是早期参与者之一。他于1934年、1938年两度考察嘉绒社会,对嘉绒藏族的调查、拍摄与研究,构成了庄氏较为持久的兴趣。他先后发表《羌戎考察记》《丹巴调查报告》等文,在嘉绒藏族的族称与民族源流、土司制度、苯教信仰等多个领域皆有所开拓。庄学本在嘉绒藏族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或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对嘉绒社会实地调查时间较早,调研地域广泛且相对细致深入;其次,庄学本对嘉绒社会的考察,运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田野调查方法,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主要领域均进行了系统性学术表述,符合现代民族学的基本规范;最后,庄学本与嘉绒藏族诸多代表人物的交往,提供了地方历史建构的一些重要细节。除此之外,庄学本作为一名有人类学素养的摄影师,在考察期间先后拍摄数百幅嘉绒藏族照片,留存了珍贵的影像文献。庄学本在嘉绒社会的民族志考察活动,体现了20世纪前半叶一位文化工作者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艰难过程,其先驱式的调查工作与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仍值得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界再评价。

同途殊归:庄学本与林耀华凉山彝族调查之比较研究

中国摄影家、民族调查者庄学本曾于1938-1939年赴西康宁属彝族地区进行了较为长期的民族文化调查,并有《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印行。因种种原因,该调查报告在中国民族学界尘封多年,几无影响,但其内容丰富,值得发掘并研究。文章以1943年林耀华先生在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考察及其代表作《凉山夷家》为参照,探讨庄、林在考察区域、调查方法以及作品内容、学术影响等方面的异同之处,并试对庄学本在彝族社会文化调查研究领域的民族学贡献作一初步评价。

雪域之光——西藏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纪录片研究(1951-1961)

1951—1961年,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国电影工作者先后完成了《解放西藏大军行》《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百万农奴站起来》《西藏农奴制度》等纪录片,这些影片在拍摄难度、篇幅长度、文献价值以及学术意义等方面,均堪称同期中国纪录片的代表性作品,由于部分影片从未公映,或因时代变迁不再上演,这一时期的涉藏纪录片较少为学界关注,文章将对其进行相对系统的阐述与讨论。

纳粹之眼——1938—1939年德国塞弗尔西藏考察队影像档案研究

1938—1939年,在德国纳粹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支持下,德国探险家、动物学家恩斯特·塞弗尔率领的考察队深入西藏,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探险考察活动。除了搜集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以及测量藏族体质人类学数据之外,塞弗尔考察队还拍摄了大量照片与电影素材。这些罕见的影像资料记录了西藏地区的传统社会生活与宗教、文化样貌,价值丰厚,却极少纳入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本文试以影视人类学视角对此影像档案进行讨论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