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

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华民族人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控制性生育政策、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人口都先后经历了生育转变。利用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两个指标,关照生育转变的起点、过程与结果,通过对普查数据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对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进行系统、全面地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少数民族人口作为一个总体,其生育转变的起点约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略晚于全国的生育转变;尽管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其生育转变的完成时间约晚于全国10年,但2000年前后,少数民族人口总体上已经完成了生育转变。第二,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具有“超前”和“滞后”双重特征,西部民族“滞后”,东北民族“超前”。第三,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符合经典的生育转变理论预期,但不同民族的生育转变同样深受生育政策、文化制度的影响:现代化进程和“优生优育”、“少生优生”政策宣传的共同作用,弱化了传统的民族生育文化效应,推动了各民族的生育行为在变异中趋同、在多样中趋近。通过采取“观起点、看过程、比结果”的研究思路、清晰地界定生育转变概念,本研究弥补了既往研究多笼而统之地描述(不同)民族生育水平的局限,可更好地与国际社会生育转变研究形成对话,有助于丰富中国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宝库。

“漂老”与“老漂”:国内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城乡转型与人口年龄结构倒置之时,更多老年人发生了空间位移。跨涉流动与老龄双重属性的老年流动人口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治理的重点人群。聚焦国内老年流动人口,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从社会适应与融入、健康与公共卫生服务、养老与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维度,概述21世纪前后,尤其是2011年以来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现状,从研究理论、视角、内容等方面阐述当前研究的局限。通过分析老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从坚持本土化流动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完善城市治理顶层设计、以动态治理思维将流动长者纳入流入城市和居住社区的治理工作以及提升流动长者的数字素养等方面,反思未来学理研究的发展方向与针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策略,以期提升其生活福祉,增强其获得感和幸福感。

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的消长:数字时代的代际关系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网络对家庭代际关系中的权力与地位流变造成了重要影响。基于费孝通的权力理论,聚焦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发现:小农社会基于情感理性的“孝”和工具兼情感理性的“敬”,构成长老权力的基础支撑;在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迭代、信息浪潮全面冲击个体与家庭生活的新时代,数字知识的崛起与自下而上的技术反哺,推动了与长老权力相抗衡的时势权力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生产范式、存在形式以及教养传递与话语掌控模式。时势权力向长老权力发起冲击,“祛魅”父辈,赋权子代,重塑代际关系。信息技术在冲击长老权力之时,也蕴含着代际之间实现与合共生理想诉求的更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