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径

科学研判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现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国民族关系长远发展所制定的战略规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凝心聚力之效,意蕴是丰富而多维的:其理论逻辑在于,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是历史意蕴,"五个认同"是核心内容,服务"两个大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价值导向;其现实基础在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自在""自觉"到"自强"是其精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政治保障,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结构是其社会基础;最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共享繁荣发展的经济体、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其实践路径。

西方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分离性公投危机的宪法治理——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为例

分离性公投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破坏,加泰罗尼亚公投是旨在脱离西班牙独立建国的单方面分离性公投。西方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分离性公投危机的宪法治理,违宪性是其逻辑起点,宪法保障机制的运转体现其基本过程,目的在于解除危机、维护统一、捍卫主权。分离性公投危机宪法治理的有效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完善的宪法与健全的宪法保障制度是实施治理的基本前提,较强的政府法理制约能力是保障治理的重要条件,竞争性多党制的消极作用是制约治理的直接原因,宪法认同的强弱是影响治理的内在因素。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探索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从早期对“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到如今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多个层次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坚守人民立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实现民族的全面发展,同时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以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基础,把握时代主题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面貌,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有力的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与完善是坚实的制度根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给予了丰厚的物质保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的同时把握历史主动的成果,使中华民族跳出了“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逻辑缘起、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进入新时期。2017年,中国共产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遵循。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逻辑缘起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而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及当前民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等,都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价值意蕴的角度来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能够凝聚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丰富中国民族理论的话语体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通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民族工作的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苏联解体30年: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演化与后果

苏联后期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喷涌而出、运动风起云涌、冲突此起彼伏,呈现出组织性与协调性、利己性与排他性、工具性与建构性等特征,其来源主要包括极端民族主义传统、思想与政治“休克疗法”、民族治理失误、地方分离力量增强、族裔认同解构国家认同等。苏联解体30年来,极端民族主义继续演化为民族分离主义、泛民族主义运动,造成领土争夺型、族群矛盾型、地缘与民族混合型等民族冲突,其演化呈现出形态差异性、方式交织性、结果分化性等特征,其来源主要包括族裔民族主义发酵、民主化扭曲转型、族裔精英说服与民族动员等。极端民族主义通过扰乱苏联精神支柱、破坏维稳防护网、联合其他力量祸乱等方式,造成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更在后苏联地区导致领土纷争、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经济衰退、国力衰落等灾难性后果。

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探析

库尔德问题是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自1921年伊拉克王国建立之后,库尔德人就在为争取自治而斗争,其民族认同也经历了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高涨到民族分离主义滋生等发展阶段。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变迁与伊拉克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库尔德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1921年以来伊拉克的政治生态。2017年9月25日,库尔德自治区举行了独立公投,严重冲击着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文章通过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的探析,试图厘清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发展的脉络,以期为解决多民族国家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两个大局”视角下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推进中,全面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高校肩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勇担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且责无旁贷。"两个大局"的宏观时代背景让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一定的现实挑战,但也带来大的历史机遇。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坚守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战胜潜在风险的必然要求,更是围绕"立德树人"目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接班人的社会需求,应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理论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等方面,铸牢当代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因素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近年来,白人极端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极大挑战。一方面致使西方社会内部种族仇恨犯罪和白人极端主义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也使得国际秩序中一向存在的,受到白人至上思想影响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地区干预主义等不合理因素更为凸显。从国际视角来看,白人极端主义与国际秩序中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相互关联。国际秩序中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世界殖民体系时代,白人为主体的国家在等级制的国际秩序下,对一些地区和国家的非白人群体进行了压迫、奴役、屠杀等极端主义行径。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国际秩序由显性的等级制逐渐转变为隐性的中心-边缘结构制,白人极端主义事件依然存在。第三个时期是21世纪以来,国际秩序中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因受到黑人国际主义、非白人国际力量、种族批判势力的强烈冲击而危机凸显。这种危机感促使一些西方国家对内强调白人至上,甚至不惜以极端主义方式进行护持,对外则以本国至上、国家第一的战略遏制非白人国际力量的崛起来维护国际秩序中的既得利益,白人极端主义复燃并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