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念与舞蹈人类学

对身体及其动作的认知与理解,于文化渊源甚深,根源于德国浪漫学派的西方文化人类学之进化论色彩强烈的人文主义文化概念,在20世纪初期有所改观。经博阿斯及其弟子们的努力,在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本身以及原住民舞蹈研究中逐渐体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文化概念,也因此,非西方的原住民舞蹈才真正成为了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对象,也促成了舞蹈人类学从舞蹈定义开始直至今日的研究。

社会调查的镜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羌族聚居区茂县

社会调查在中国已经有了近100年的历史,羌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出现也早,因此使不同时代的茂县呈现出了不同的镜像。在茂县的社会调查中,由于各种原因,羌族的传统文化并未得以全面呈现,因而作为传统文化拥有者的、同时又应该是发展的主体的羌族未能体现出其能动性。21世纪的今天,当发展理念开始改变时,更应该坚持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倡导以少数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绿色"的、可持续的、内发式发展。

地域社会与共发式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羌族聚居区茂县社会发展的再省思

在地域社会所展开的社会调查,应避免过度的实用主义的强调,同时应有对量·质两方面内容的关注,尤其是质性调查研究于地域社会主体性的捕捉十分有效。在发展实践中常常会因为地域主体的呈现不足,而导致发展计划及其实施偏离地域社会的内在文化脉络。90年代后,诸多含茂县在内的羌族地区的发展规划都因为过于倚重量化数据,缺失了对发展主体的传统文化的考量。而在本世纪启动的茂县经济社会大调查中,因注意到了质性材料的搜集、整理,因此能够结合参与式发展、立场强化(empowerment)、"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来思考茂县的发展。5.12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中,举国体制的支援与山西省对口支援取得了很好的实效,山西省对口支援的长效性的强调,也使得茂县今后的发展可以以共发式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理论视角来加以探讨。

灾害记忆：地震经历者ABC的叙事

社会化以后的人类群体上,虽然诸多个体的记忆会被所谓"集合性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由迪尔凯姆(E.Durkheim)的学生、法国社会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创立的概念所强化,但究其原因,大致是基于两方面的认识:第一,即便是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未能形成过的经验,也可以通过自己所处的社会集团内部他人记忆的共有化,形成自己的一定记忆;第二,有关过去的诸多记忆其实是由现在社会集团中的人们复数性地再构成的,

发展理论及其源流

"发展"这一术语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在世界各国使用频率非常高。厘清这一术语在中西方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下的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变化,可以动态地把握其形态,既便于理解"发展"与"development"在不同时代的真正内涵,也便于理解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20世纪及21世纪人类的诸多开发实践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思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深入探讨指导实践的发展理念,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探索与人类的生活及生存息息相关的发展理念的方向性问题。

灾害记忆·时间——“记忆之场”与“场之记忆”

灾害记忆会随着社会成员的死亡形成代际中断,随着现代性而被淡化,与此同时,灾害经验也正被所谓科学主义所取代。然而,面对仍不断出现的灾害,地域社会为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尽快重建恢复社会生活及秩序,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灾害经验、灾害记忆,以进行灾害文化的建设。在这其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灾害记忆,都早已成为了博物馆、纪念馆永久性的主题,形塑着整合意义角度的"集体记忆"。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所确认的地域社会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呈现出集体记忆"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复杂性,并表明这种复杂性在生成多样的灾害文化以应对自然灾害时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概念——外蒙及西藏问题中的“主权”与“宗主权”

所谓的"西藏问题"是一个集合性的问题,呈现出诸多侧面,在这些侧面上西方与中国存在着不同的话语。究其根源,应该是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宗主权"一词的使用。因为汉语的"宗主权"与英文的"suzerainty"(苏索伦梯)完全是不同时空、不同性质的概念。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梳理,可由此看到西方列强在西藏、外蒙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扩张,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在推动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中所起的作用。但是,17世纪当"主权"(sovereignty)这个概念产生,并被中国所认知时,"主权"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重要武器。近代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瓜分时,所形成的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一体性"与中国对主权的主张合流,最终成为阻止民族分裂的坚固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