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草原的考古发掘与生活

“夏日盛大的蓝天正从远处大步走来。我突然感到记忆汹涌,不可遏止地又回到了命运之下偶然到过的那片山谷。”结束在蒙古国的考古发掘已数月有余,但在北京抬头望天时,总又觉身处草原,心中一片辽阔。去年9月,在导师彭菲的推荐下,我有幸参与了日本-蒙古联合发掘的位于蒙古国境内T-Am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整个发掘周期为三周,工作人员除了一位蒙古国的厨师和两位司机外皆为考古专业人士。

内蒙古阿拉善南寺峡谷旧石器遗址再调查

2013年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南寺峡谷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采集到石制品33件。石制品原料均为石英岩,风化、磨蚀程度较低。初步研究显示,该遗址古人类石器技术中毛坯生产方式均采用锤击法,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石器。其中石器类毛坯均为石片,根据加工类型均定为刮削器。从石器技术特征上对比,该遗址与水洞沟遗址第1、9地点石叶技术较为相似,文化面貌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工业特点。本次发现对进一步讨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古人类在西北干旱区的景观资源利用、扩散迁徙路径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水洞沟百年大事记

1920年,法国传教士比·肖特(P.Schotte)在水洞沟东5公里的横山堡附近发现一具披毛犀头骨和一件打制石器。1923年,法国神父兼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E.Licent)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五个地点,并对第1地点和第5地点进行初步发掘,这是水洞沟遗址的第1轮正式发掘,出土一些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水洞沟十年

2012年,刚刚博士毕业。导师高星研究员告知,希望我参加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国际会议的联络与筹办工作。我的博士论文内容主体为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材料,2007年第一次参加水洞沟发掘后,我也多次到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水洞沟遗址。接到这一任务,我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没想到筹办国际会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忙忙碌碌一年。

我的第一站——水洞沟

去往河东机场的高铁车厢中随处可见“宁夏第一站——水洞沟”的广告牌,带着初到宁夏的雀跃,我兴奋地拍了拍身边的家儒:“快看!这里也写有水洞沟,原来它还是宁夏旅游第一站!”那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水洞沟对于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宁夏之旅的第一站……考古发掘是考古工作的主线,但在水洞沟.

龙门石窟古阳洞北魏广川王国造像与题记考

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有北魏广川王国造像龛11个,题记7处。广川王国造像所处窟顶位置反映其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该组造像以大龛为中心、周围小龛围绕的布局结构在北魏王国与家族造像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其题记内容反映的现实功利性为当时佛教信仰本质。根据造像特征和题记,对于厘清大龛与其旁边造型一致的相邻小龛之间关系以及研究当时造像整体布局、探讨不同窟龛的早晚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将出土墓志、传世文献等与造像题记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石窟造像。

洛阳北魏墓葬的“太和之风”与民族文化交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使拓跋鲜卑政权发展至顶峰,史书将该阶段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八方归附的社会面貌称为“太和之风”。洛阳作为国都,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折射了北魏后期的社会现实,是“太和之风”的典型实物例证。考古发现洛阳北魏墓葬墓向坐北朝南,地面有高大封土,都是单室墓,这些方面的统一性分别继承了东汉和魏晋丧葬文化理念。墓葬是否随葬陶俑群、形制固定为带盖方形的墓志尺寸大小具有身份等级差异,说明北魏把汉晋的部分葬俗进一步发展为礼仪制度。而帝陵墓室涂黑、部分陶俑左衽则是保留的北方游牧文化传统。随葬品中所见拜占庭金币、下颌托等,是西域商贸往来的见证。出土的胡人侍从俑和佛教用品,表明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以上各种因素和谐共存于同一墓葬,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当时在汉文化主导下的多元一体格局。墓葬中“太和之风”的形成主要是孝文帝对于洛阳陵墓区的规划、汉与鲜卑势力的持续消长和北魏统治下复杂的人口构成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孝文帝积极主动承继汉晋文化,目的是将拓跋鲜卑纳入华夏统绪中。对洛阳北魏墓葬实物材料的解读,能够直观全面地认识汉文化对北魏政权的影响,为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提供重要参照。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永安二年造像碑考

永安二年造像碑为北魏后期佛教兴盛的产物。流失海外后于1923年入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该造像碑上刊刻的佛本行、佛因缘故事,反映当时佛教信仰特点。佛教造像是佛法的方便道,目的是为了证实佛教真谛,造像碑上的高跷、幢伎雕刻,不可能是普通的百戏娱乐画面,而是将当时庙堂礼乐纳入到敬佛礼乐的写照。造像图案和题记所处位置与排列顺序均以居中为尊,左右对称,是中国传统礼制观念的缩影,由一区造像碑可以看出当时邑义组织中的不同身份和严格的等级差异。

水洞沟第2地点2014-2015年出土石制品初步研究

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2014-2015年的发掘集中于2003-2007发掘区北侧的T3区域,面积约80m^2。对应2003-2007发掘的层位划分,本次发掘共揭露6个文化层(Culture Layer/CL),各层位都有发现文化遗物,其中2003-2007发掘揭露的CL4在T3发掘区缺失。本文对2014-2015年系统发掘的T3区6个层位中出土的2723件石制品进行研究。此次初步分析显示,CL1-CL5是T3发掘区的主要石制品出土层位,又以CL3遗存最为密集。硅质白云岩和燧石是主要的原料,其中硅质白云岩在各层中比例均接近半数。石器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比例在后期有所增加。遗址整体文化面貌表现为典型的中国北方简单石片技术传统并有着较低的石核利用率,但在CL2和CL3石核利用率稍有提升,其石片产品总体以宽型石片为主。二次修理工具比例较低,并且以边刃刮削器为主,但也有比较有特色的楔形器发现出土。与2003-2007年T1-T2发掘区出土石制品进行简单对比发现,原料利用和石制品的层位组成都存在一定差异,这很可能是因为分析标准和发掘位置的差异所致。

四川盐亭龙门垭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龙门垭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黑坪镇龙桥村东南的小山崖壁上(图一)。小山西南有东、西两座山,对峙形成狭窄缺口,称为龙门,即此处地名“龙门垭”之由来。该处摩崖造像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2010年,盐亭县文物管理所对该处摩崖部分渗水裂缝进行简单封堵保护,同年盐亭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保护单位。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墓主探讨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为7级台阶长斜坡墓道的横券双室砖构墓,墓壁厚近1米,墓砖上带有东汉纪年戳记,墓葬规模和形制介于曹操墓和曹休墓之间。墓中出土253件(块)石牌所记物品种类及墓内现象显示墓主为夫妻二人,葬制参照东汉皇帝大丧,身份与诸侯王相符。陶鼎等礼器及其他祭祀用具和模型明器具有曹魏前期特征。综合分析曹魏主要历史人物及相关活动,比对墓葬诸因素,推测墓主可能为曹操次子曹彰。

北魏冯熙冯诞墓志与迁洛之初陵墓区规划

冯氏为魏孝文帝时期势力最大的外戚。冯熙、冯诞分别薨于平城和南征途中之钟离。孝文帝以特殊礼遇强制将父子二人葬于洛阳,并亲撰碑志。这是随后孝文改制中迁洛官民不得北葬等系列汉化政策的开端。冯氏父子墓地的选择,对于以孝文帝为首的洛阳北魏帝陵区的规划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中古时期尸床葬研究

尸床葬是一类人群可能出于信仰而采取的特殊葬式,其典型特征为不用木棺,在墓室内设置生土台或用砖石与土混筑平台以陈尸,后发展为使用石尸床、石围屏石榻,部分有叠葬现象。墓葬主要发现于河西周边地区,从西晋十六国延续至唐代。北朝时期有一部分随着人口流动而扩大至平城、关中及洛阳。尸床葬的墓主推测可能为北方某一不用木棺埋葬的游牧民族,后来主要活动于西域,在嚈哒、粟特、突厥、回鹘中可能都有该类人群存在。中古时期一部分到达河西,与各民族错居日久而形成尸床葬俗,到北朝后期少数使用木棺。中古时期尸床葬的发展演变充分体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与相互影响。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两件僧伽造像

僧伽,西域何国人,唐龙朔初年入中原,在泗州一带弘法,后被中宗迎入内道场,景龙四年(710年)坐化于长安荐福寺,归送泗州,起塔供养川。其后僧伽信仰渐盛,延续至明而不绝。已发现最早的僧伽造像是元和十三年(818年)四川安岳石窟西禅寺中的'三十二化'僧伽和尚龛像[2]。

从“殃”的产生到殃书的生产——以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殃书为中心

'殃'的产生根源是基于人们对死亡的畏惧,墓葬中的建筑材料坚固化和以魂瓶等为依托的镇墓文的出现都说明了这一点;加之由殡到葬的时间过长所导致死者身上所可能产生的疾病——注病有了传播的土壤,又由于死者的早亡、东汉以来罪感文化的形成等使得殃的观念得以传播,故而生死两隔、'避殃'等观念和习俗才得以真正定型。清代的殃书很大程度是固化的产物,虽然各地有所差异,但文本结构却十分雷同:一方面源于习俗的凝固化,另一方面也源于小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规训。在这双重合力下,殃书进入'生产'环节,而殃书的'量产'和运行也必然意味着真正程度上的约定俗成,故而人们不再考究殃书文本背后的观念生成,而是将其视为遵守小共同体内部的行为规范来对待了。

清人引《诗》题匾现象刍议——以洛阳匾额博物馆馆藏清代匾额为中心

《诗经》很早就被列为儒家经典并被广泛接受,但就'诗义'而言,因为时代的缘由和受众群体的差异导致了理解上的偏差,所以依靠《毛诗序》来考察'诗作'背景就成了理解'诗义'的重要途径。本文就洛阳匾额博物馆入藏的清代匾额中题文引《诗》现象加以梳理与考释,可以看出清人对'诗义'的理解是多方面的,而且传统的注疏如《毛诗故训传》、'郑玄笺'及'孔颖达正义'等较为清代士绅所接受。研究匾额题文引《诗》现象对考察清代一般士绅对'诗义'的理解以及《诗经》的政教功能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还原《诗经》在清代儒生中的话语体系也是重新审视经学传统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