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与情境之间: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本记述着历史上某个时期之人群认为值得记述的内容,它们也常遵循着人们的某种规范来被记录进而形成文类。与这些文本相关的,是现实中的人群围绕某种情境加以构建与策略性改编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合理与相信的历史。《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即是在文本与情境之间找到某种对应,同时体察文本与情境背后人群的书写意图抑或潜在的情境。历史人类学正是此种策略下对人类社会的再认识,是在文本与情境之间寻找对应。

沈子善与“中国书学研究会”:催生书法学会诞生的土壤

“中国书学研究会”是1943年以国民政府要员、著名书法家及教育家等为发起人兼赞助人,诞生于重庆的学术研究团体,书法家、教育家沈子善是该团体的创建者兼核心人物。因该团体还发行《书学》杂志,故一直被视为全国规模书法学会的先驱。鉴于围绕这一团体的既往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迄今尚未厘清,因此,本文首先是从以往书法/书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的存在方式出发,对沈子善在该团体的设立及运营中起主导作用的要因加以探讨,厘清民国后期书法作为书学获得学术地位的过程。接下来,在对沈子善作为该团体的实质性主导者予以确认后,通过他本人的研究经历以及比较“中国书学研究会”与旧有的书法/书学研究组织,考察沈目标所指的“中国书学研究会”作为学会组织的独创性。

研究赌博史的重要问题─—从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谈起

本文史论结合，从五方面分析了中国赌博产生原因、发展特点及历代政府禁赌措施的得失，不仅为现今人们认识赌博和禁赌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亦对《中华赌博史》一书作了重要补充。

古代吐蕃碑铭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一

李方桂先生及其高足柯蔚南教授的合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可以说是从语言文献学角度对古代吐蕃藏文碑铭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著述。最先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为英文版。由于刊行于台湾,大陆许多学术同行很难看到这部著作。汉译此书出版确有必要。译者早有整理出版李方桂先生著述的夙愿,因此早就与李林德教授取得联系,希望能授权出版李方桂先生著述。李林德教授与家属商量后,很快就(于2002年)给予了令人鼓舞的答复。2003年3月,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将本书汉译纳入了当年的科研项目,由我来具体完成。全书汉译工作主要是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期间(2003-2004)完成的,完成后译者曾经请原书作者之一柯蔚南教授校订过一次,并赐中译本序。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汉译工作开始以后,2004年2月,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合作编辑、翻译、整理出版《李方桂全集》。这本书就自然列入计划,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用繁体字本作为《李方桂全集》第9卷出版。不过,在此之前,承蒙《西藏民族学院学报》慨允摘刊,让读者先睹为快,此举实在令人高兴和感佩。在此译者谨代表自己,也斗胆冒昧地代表广大读者对学报同仁深表谢意。至于译文中在所难免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当由译者负责,希望读者多多指出,以便今后再版时更正。

中国妇女史研究中的医疗照顾问题

自 198 0年代起 ,妇女史研究在台湾蓬勃发展 ,课题日益多元 ,观点也渐趋尖锐 ,最近十年则与方兴未艾的医疗史研究互动频繁 ,对两个次领域皆造成影响。本文从个人的研究出发 ,介绍最近台湾有关中国妇女史中涉及医疗照顾的议题 ,主要从女性作为被照顾者和担负医疗照顾之责两方面来谈 ,尝试提供复数的中国史和妇女史的图像。所举例证种类不一 ,而以垂直式生产体位所反映的医病互助情况以及女性陈述经痛体验所建构的医疗知识两个议题 ,来说明传统医病互动的复杂性及其所彰显的妇女史和医疗史意义。

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谈录

关注世纪之交历史学的发展和演变，不能不留心国际和港台的动向。无论是沉潜求实，或是在科际整合的“内化”过程中追求创新，大陆以外的中国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均给我们以启迪和省思。黄宽重先生是一位视野广阔，识见卓越的博雅史家，专精于两宋史，尤其是对南宋史研究精深，建树超远。多年来，他游历欧美东洋等地，多次往返于海峡两岸，不单对港台、大陆的史学发展状况有深入了解，对于国际学界的发展趋势，同样见解独到。藉黄宽重先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之便，2004年6月10日，我们与他相约于河北大学，并于9月中旬，往返于北大、清华之间，特别是在北大朗润园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黄先生不厌其烦，利用五天多的时间，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续）——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谈录

问：在古典文献的电子数位化方面，您是怎样思考的？在您的推动下，中研院史语所展开了哪些工作？将大多数古籍数位化之后，您预计这一工程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

思想史与生活史一直被认为是两个范畴,但是像"五四"这样重大的思想运动,事实上对生活世界的风貌造成深远的改变。本文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提出若干反思,看"五四"运动以何种方式逐步散播影响并改变日常生活世界的形貌与运作。

甲骨文研究二题——说■与■(助)

关于甲骨文"■"字的考释甚多,学者多认为是某种疾病,可能与骨骼或疽疮有关,然囿于卜辞记录上的先天限制,目前所见诸说待商榷处仍多,未有定论。根据甲骨文"■、■"即"肩"字初文的可信观点进一步申论,指出"■"字从"肩"应即假借其声,并附加区别之点划,属于附划因声指事字,即文献中的"胃脘"字,与"腹"有区隔。在肯定杨安释"助"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甲骨"■"字相关辞例作全面分析,并探讨卜辞中从"■"的"■"字。

甲骨研究二题

本文(一)新缀甲骨八则;(二)考释了见于花东卜辞中的"■"字,指出其很可能就是后代表示"犗马"的"騬"字的源头。

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八

历史有多元的声音 ,因此 ,对历史文献的正确解读方法应该是“文本分析的方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真象。学者为了研究的需要 ,可以自行界定关键词汇的意义 ,并采用多重的田野方式加以阐述。

族群历史之文本与情境——兼论历史心性、文类与范式化情节

族群“历史”叙事有三种“结构”,即“范式化情节”、“文类”和“历史心性”。“文本”(text)产生于特定“情境”(context)之中,而“情境”也因此文本而强化;在类似情境下,“文本”常依循既定之叙事模式以产生类似“文本”;叙事符号虽循特定模式构成文本,但不同社会情境与个别作者的情感、意图,皆造成叙事符号及其组合差异,以此反映或造成社会变迁。与一般族群或民族历史一样,作为族群“历史”的“弟兄祖先故事”,其内部蕴含血源、空间与时间等叙事符号。

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以滇西为例

"文本"产生于特定的"情境"之中,承载着某时代社会情境下人们的历史记忆,并因社会结构而遵照某种规范来记录而形成文类(文本结构)。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皆田野。任何能被观察、解读的社会文化表征都是文本,我们能透过这些文本表相来分析情境本相。滇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产生非常特殊且多元的历史记忆。借助以往羌、藏族地区田野经验,在解读滇西文本时,呈现各种历史心性下的历史叙述,分析相关的历史社会情境,以及个人在其间的情感、意图与作为,即可提出一种反思性研究路径。

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

陳寅恪(1890—1969)是一位聲譽卓著并有開創性貢獻的歷史學家。本文主要探討他的史學思想,但也試圖從方法論的角度考察他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陳寅恪的研究生涯經歷過兩次重大的轉變。第一次在一九三O年代初期,他放弃中外交通、內亞史地之學,改而專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另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撰寫《論再生緣》後,逐步停止有關中國中古史的著述,全力探考柳如是、錢謙益的姻緣以及明季清初史事,終于勒成鉅著《柳如是別傳》。

性别与历史研究

非常荣幸能够受到邓小南老师的邀请,也很荣幸来到北大,第一次来北大应该是07年,北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每次来北大开会,通常报告几个专题。

从震亚书局书法出版所见李瑞清的参与

在清末至民国这段时期,中国出版界从海外引进了先进的石版及珂罗版印刷术,从而使得作为新型出版物的书画碑帖复制影印的前景一片光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辛亥革命为契机流寓到上海,并驰名沪上的书法家李瑞清积极参与上海震亚书局的书法出版,但关于他与震亚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此给予充分的考察。为此,笔者以震亚的书法出版物为依据,并参考当时的新闻报道,梳理李瑞清与清末民初的一些书画社团及与寓居在上海的其他清末遗老书画家们的互动关系,分析李瑞清参与震亚出版活动上的独特性与时代特征。

台湾圆山文化所见闽南青铜文化传播的新线索

圆山文化是距今约二三千年间台湾地区西海岸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的有肩石器、有段石锛、零星铜器等反映了商周和华南文化影响所带来的重要文化变迁。台北土地公山遗址圆山文化凹弧刃瓦状异型铜斧的新发现与认识,及其与周代前后闽南“大盈类型”青铜文化典型的瓦状端刃器的高度一致性,为考察这一时期闽台古文化的深度互动及更广泛的闽、台、菲地带早期古文化的跨海传播,提供了新的线索。

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

以饮食与文化、食物与边界等方面,探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关联性,分析了饮食文化的层次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以饮食与文化、食物与边界等方面,探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关联性,分析了饮食文化的层次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

近来祖国大陆的法学界流行着两种对于中国传统的批评:其一指责中国传统司法者不遵循法律和先例,仅仅就事论事,凭天理人情作成判决;其二声称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没有法学可言。二者都与事实不符。第一,中国自秦汉时起,法律已极繁多,在有明文可以适用或有成案可以比照的情形下,司法者都乐于遵循,不会自找麻烦另寻判决的依据。如果没有法律或成案可用,任何法制里的司法者都该先仔细分析案情(“就事论事”),然后探索法的精义(“天理人情”)而作成一个合乎公平正义的判决;中国传统司法者的做法并非例外。第二,中国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不仅以纯理性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代的法律加以注释、批详,并且从历史背景和社会经验中去深究其渊源、目的和效能,以及法与其它社会规范的关系、法的正当性,法律条文不足时应该如何补救等法学上的重要问题,留下许多著作,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只因他们的观点、方法和所用的语言及陈述方式与近人习见的不同,所以被忽略了。中国传统法制自成一系,与世界另几个重要法系并立,各有短长。如要加以检讨,应该先对它作一番整体的、深入的研究;如果想用另一法系的某些规定作为他山之石以改善中国法制,则更须对那些规定甚至整个法系作一番同样的研究,看清了二者的优劣,慎为取舍,不可以轻易地将中国目前的问题一概归咎于传统,更不该盲目地仿效他人。

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文化与文化身份认同是时代社会产物。在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或其菁英与统治阶层,透过行为实践而创造"文化"及各种"文化身份认同",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区分。因此当中国人已非"夷戎蛮狄"环绕下的"华夏",国家"公民"亦非皇朝天子统治下的"百姓",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亦当有一种新理解。此新理解非后现代学术下的"解构"可达成;后现代学术忽略结构、延续与传承,并以"近代"割裂历史,在现实层面也造成不同文化体间的冲突。因此,应进行一种反思性研究,透过此研究建立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知识,可深化吾人对中国之"过去"与"现在"的了解,也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让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具有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