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意义与路径--以中华文化学院的实践探索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概念,其中包括“精神文明”这一重要维度。精神文明的发展,有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文化建设。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而“建成文化强国”就是目标之一。从“两个大变局”的视野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既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题”,又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作为唯一以“中华文化”命名的最高级别教育学院,中华文化学院有责任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近年来也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多实践成果。未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过程中,中华文化学院可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体路径深入探索。

推动与改进海外华文教育的几点思考

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与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提高本质上是华文教育影响力的问题,反映的是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坚持党的领导,通过改革开放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对推动华文教育与文化认同的有力保障。参照《悉尼协议》标准进行华文课程资源建设供给侧改革,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发展,以职业教育密切与祖国的联系,推动华裔新生代主动服务“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进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是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为实现中国梦积聚广泛力量支持的重要手段。

传统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传统大同理想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的最高想象,其基本特征包括:“大道之行”的哲理基础,“天下为公”的总体原则,“选贤与能”的政治制度,“讲信修睦”的社会秩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经济制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状态,传统大同理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其内在相通:一是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二是超越不劳而获和按劳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三是反抗剥削压迫,实现平等自由;四是告别动荡纷争,实现高度和谐。基于二者的内在相通,传统大同理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是促进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在学理上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是促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三是促进工农大众在情感上亲近马克思主义。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探索通往大同的道路,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开始探索实现大同理想的科学道路;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传统大同理想的合理内核,取得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第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克服了传统大同理想中的平均主义弊端,制定小康社会的合理目标,为逐步实现大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古老的大同理想焕发出新的光彩。

难忘的福州会议

光阴荏苒,社会主义学院从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我这个在统战干部教育战线工作了16年的"社院人",时时会想起1990年召开的福州会议--社会主义学院复办后第一次由中央统战部干部教育主管部门指导、省级社院筹备召开的会议.正是在福州会议之后,全国社会主义学院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在崭新历史方位的文化理想追求,体现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明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之基、文化之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深深寓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实践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涵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力量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有更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必须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认同,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积极构建共享精神标识,塑造中华民族形象。

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与书写——以《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为中心

近年来,有关“中国”的历史书写与叙述逐渐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焦点。不少学者对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边疆以及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种角度去不断诠释何为中国,同时针对国外学者的诸多“误解”也予以澄清并作出相关回应。中国的国家、政治认同及民族、边疆等问题,有着自身复杂的一面,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以及对中外学者相关理论的分析,历史上的中国与近世民族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历史“中国”在不同时期有其特殊的含义。实体疆域与政权核心区的不断变化,也时刻影响着“中国观”的变化。当这种虚、实的变化与不同族群为核心的政权相结合时,政治与文化层面的国家理念则显得尤为突出。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与“中国”的关系,需要辩证对待。近世中国的民族、政治、边疆以及由此而引出的诸多“国际”性问题,绝不完全等同于历史时期“中国”问题的范畴。

中华人文精神对民主党派家风建设的启示

家风建设不但是民主党派干部修身养德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风气向上向善的重要支撑.领导干部理应做社会风气的表率,在家风建设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回顾历史,很多民主党派前辈们在道德修养、生活作风、子女教育等家风建设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新时代民主党派干部应该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并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深入学习"重人本、尊德性、致中和"的中华人文精神,挖掘其在家风建设方面重视道德教育、人伦和谐和社会责任的传统,打造新时代民主党派干部的优良家风,构筑"不想腐"的思想防线,激发勇担责任的内在动力,使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机制在家庭文化的丰厚土壤中更好地落地生根.

新时代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理论与实践初探——兼论民进山西省委会内部监督试点成果

近年来,民主党派成员违法违纪的案例不在少数,不仅影响到新时代民主党派自身形象,而且也会削弱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要做到"防患于未然",需要加强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山西民进作为获批开展内部监督试点工作的民主党派省级地方组织,一年多来通过各项扎实的努力探索出不少有效经验.本文在阐发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三个理论角度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一是以党为师,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党内监督思想和中共党内监督理论与实践;二是返本开新,充分激活中国传统"德法并举"治理思想的优秀文化基因;三是兼收并蓄,适当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实践经验的有益成分.山西民进在试点工作中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将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产生重大参考价值,并有助于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提升.

完善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制度助推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若干思考——以民进山西省委会的试点经验为例

完善参政党内部监督制度,是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题中之义,是参政党作为政治主体的必备约束机制,是助推国家监察工作发展、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的必要环节,是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着力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各民主党派,其部分成员手中握有公权力,皆应受监督.内部监督制度的完善,是对行使公权力的人的监督,同时也是对参政党作为重要政治主体的约束和要求.从治理能力上讲,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制度建设,着眼于履职能力的提升,是建设新时代"四新三好"参政党的要求.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各级领导机构成员、各级机关的民主党派成员.监督活动有效进行需要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成熟的监督流程.当前民主党派成员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党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民主党派要"以党为师"加强内部监督制度建设,一是主动对接促衔接,侧重构建和完善衔接性制度;二是以重点对象和关键时点为抓手,夯实重点领域和环节的制度约束;三是以系统集成聚制度合力,协同强化内部监督制度效能;四是以平台建设保障民主党派成员监督意识.通过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制度化建设,提升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履职水平,推动"四新三好"参政党建设.

论儒家心性修养理论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的启示

从传统话语来说,自我革命就是不断改造自我、改造主观世界,从而日新其德的心性修养过程.刘少奇同志曾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儒家的修养理论阐述共产党人改造自己、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修身立德的资源,可以成为民主党派干部加强自身建设与内部监督的理论资源.但是,传统心性修养理论需要经过创造性转化,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道德理性的"运用表现"开出道德理性的"架构表现",由自我心性修养的德慧妙用转换为客观的制度建设.民进山西省委会内部监督试点工作可以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三项原则的智慧:第一,坚持治人与治法相结合;第二,坚持自力与他力相结合;第三,坚持责善与改过相结合.

先秦法家的监督思想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建设的启示

在先秦诸子中,法家主张集中高效地运用权力,但也尤为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其监督的思想理论和制度设计对中国传统政治影响深远.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内容:政治监督不能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律,必须将监督制度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监督制度建设的重点不是寻求完美的制度,而是要让制度能够充分地运转起来;监督制度设计必须遵循"事合而利异"的原则,让监督者能够而且愿意监督.法家的监督思想对当前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建设不乏启示意义,提醒我们务必将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要重视监督制度的实际运转状况,要培养一支讲政治、重公利的专门监督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