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维度与建构路径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构建是对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一种理论构设与实践展望。丰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汲取19世纪、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历史资源,需要立足实践,回应和解决当今时代理论和实践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并面向未来探索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路径,建构更加开放包容的理论形态。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与基础,首先在于认真全面地学习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掌握其逻辑体系,进而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深入领会其核心要义。当前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打牢"一个基础,用好一种方法",坚持"三个原则"。

再论马克思为何拒斥、批判正义

马克思拒斥、批判正义在根本上与他持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直接相关,但除此之外,还与马克思将正义诉求视为社会有机体存在缺陷的一种症候,视为一种准宗教和意识形态相关。探问马克思为何拒斥、批判正义,不仅有利于我们充分挖掘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的独特的理论遗产,而且有利于更为开放地探讨一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创造理论条件。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宗教与意识形态——麦克莱伦教授访谈录

戴维·麦克莱伦教授是学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本文围绕马克思主义、宗教与意识形态对麦克莱伦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首先一般性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与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而围绕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和道德问题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辨析了诺曼·杰拉斯、艾伦·伍德和史蒂文·卢克斯等学者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最后结合社会现实探讨宗教、道德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对“物”的追问及其哲学意义再理解——基于《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的再研究

作为形而上学的重要议题之一,"物"的追问是进入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路径之一。然而在以往的探究中,"物"的追问一直在不同层面被"物化"等议题所遮蔽。本文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章中的价值论和劳动论为文本依据,对"物"的概念展开彻底追问。马克思既在价值论中指出物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密切联系——商品作为某种特殊的物具有有用性;又在劳动论中把物既看作有用劳动的对象,也看作有用劳动的结果。对物的彻底追问使得马克思的"物"的概念在整个存在论史中变得尤为特殊:马克思改变了对物的特性的规定方式,物所具有的有用性必须依赖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与道德

伍德认为,哈灵顿强调自由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价值,的确深有见地,但自由对于马克思来说,并不是一种道德的善,而是非道德的善,且马克思的批判也不仅是基于自由,而是基于自由、自我实现和共同体等非道德的善。相较于道德的善（正义、权利等）来说,非道德的善对于人类福祉和人的解放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当然,马克思并不反对以道德评价个人行为,但他反对以道德评价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因为道德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

学术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的研究综述

作为一门学科,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经历了40年的发展。尽管该学科的发展仍存在一些困境,但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学科体系,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教材编写、资料收集、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国内学术界始终关心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相关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界定、研究对象的反思、逻辑起点的设定、理论体系的建构、学科性质的定位、研究方法的选择及未来规划等方面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基础性、理论性、前瞻性的分析和评价。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基本状况进行总结,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

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联姻:一个充满矛盾的组合

本文考察了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政治之间的矛盾关系。首先，我们力图指明和解释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经济领域与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当前极右翼政治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其次，本文试图考察极右翼政治通过向保守主义右翼施加民粹主义压力并造成下等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给新自由主义的巩固和长期稳定制造了何种程度的麻烦。最后，我们以国际层面上新自由主义的机构组织和法定组织在政治表现上和问责机制上的广泛萎靡为背景，对极右翼政治进行界定。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对话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是随实践发展而适时作出调整的,从党的八大指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党的十九大阐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个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判断。正确理解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内在要求。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经历了哪些变化？怎样理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有哪些内涵和具体体现？如何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教授进行深入解读。

人的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基础

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人的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为主线,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彰显在3个方面:一是人的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根源;二是人的利益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驱力;三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着不同时期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与破解路径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扶贫工作中,攻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共同作用下,贫困因素通过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实现代际传递,因而我国在扶贫工作中,需要通过准确定位经济投入目标、＂志智双扶＂的＂造血＂扶贫和因地制宜的产业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阻断贫困因素在代际间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