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类高校创业教育研究——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财经类高校在挖掘学生的创业优势,培育大学生的创新理念和实干精神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一批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愿景的财经应用性人才成长成才,为形成良好而持续的创新实践氛围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口“数量-质量”转换、经济增长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劳动占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等问题开始影响养老制度可持续性。本文从人口数量-质量转换视角,先建立数理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再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老龄化程度下人口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结果,最后以2001—2022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剔除西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人口数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口质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质量提高会缓解人口数量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即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人口质量提高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3)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无论以教育投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是父代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还是行政性政策的结果,人口质量的提高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养老金收支平衡。

财政分权与经济结构转型——一个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理论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影响财政支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产业升级。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与财政分权水平,以及非农业部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有关,经济中可能存在最优的财政分权可以极小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运用省内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权指标,以及双重差分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越低,这说明财政分权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我国企业ESG表现对其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上市企业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提出,ESG投资概念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在ESG信息披露成为企业刚需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更为复杂,ESG信息披露行为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也有待讨论。为此,本文根据数据可得性筛选得到2008—2020年我国沪深板块上市的3685家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wind数据库、CSMAR上市公司环境研究等数据库,从企业ESG信息披露完整性及实际风险两个维度出发构建ESG发展指数,用于全面测度中国企业的ESG发展现状;同时尝试从债权人和股东投资信心等层面探讨企业ESG表现对其经济效益的传导机理。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对于其经济效益呈现正向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效应对于不同ESG表现水平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路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能够提升投资者信心,进而显著改善了企业经济效益。

激发地方经济活力 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24年下半年展望

当前中国出现了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现象,集中表现为物价低迷、消费者信心和企业景气度不足、失业率回落仍不明显。出现这些现象,除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消费需求不振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在化债压力下地方政府支出过快缩减,这不仅导致政府部门去除对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后的实际需求显著下降,更是挤压了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为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忧患意识,全力避免因经济长期处于潜在增速之下运行而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同时,需要重新认识国债的性质以及国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大规模增发国债置换地方债,以此激发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并引导地方政府从重视投资与生产转向重视消费与居民收入,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土地要素空间配置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县域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分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其土地要素空间配置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是国家促进城乡土地要素空间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举措之一,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和贡献往往被忽视,且存在争议。本文使用全国2006—2022年县域内增减挂钩项目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了县域内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内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地区生产总值水平,在推动县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正向政策效应。县域内增减挂钩通过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和充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邻近中心城市的地区、财政自给率较高的地区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增减挂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建设统一的土地资源要素市场提供了有益参考。

“中心开花”需时日: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例

利用中国19个城市群面板数据,基于多维指标测度城市综合规模并估算城市群空间结构,进一步识别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单中心结构显著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市化率、经济发展水平或创新水平均较高的城市群中,单中心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区域来看,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多中心结构显著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单中心结构则更有利于城市群经济发展。上述结果说明我国实现城市群的“中心开花”,即由单中心转向多中心、多层级网络型城市群尚需各方共同努力。

劳动力市场摩擦、企业进入退出与经济波动

本文在一个DSGE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及企业的进入退出机制,通过四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冲击考察了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疫情冲击将首先导致失业增加,然后传导至企业端,引起单个企业产出下降和中小企业退出,进一步抑制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正反馈循环。在劳动力市场摩擦和企业数目下降两个机制的互相强化下,短期冲击会带来持续性的影响,仅存在一个季度的冲击也会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持续数年。最后,本文通过政策分析为稳定就业、纾困中小企业等举措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构筑新时代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新优势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国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这一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式。当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已通过产业链、价值链、资金链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产业生态,共同塑造了当前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是新时代提升我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科学处理“两个毫不动摇”的辩证关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

社会保险缴费调整、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宏观经济效应

文章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缴费调整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社会保险费率上调挤出了企业资本要素投入,企业难以维系过度依赖人口红利的增长模式,企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社会保险费率上调通过提高劳动成本,降低企业内部现金流和增加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保险费率上调通过增加实际缴费额,受融资约束的企业以降低参保程度的方式降低劳动投入。此外,养老金费率降到16%时,样本期间所有企业的总量生产率年均提升了4.24%,说明社会保险降费有助于从成本端提升企业的中长期竞争力。该研究对深入理解社会保险降费引致经济增长的微观企业传导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拐点处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约为0.975。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2)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一方面,对外开放度越高,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抑制作用越显著;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抑制作用会随着政府干预力度的加大而弱化。(3)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但对邻近地区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功能分工及其对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

空间功能分工优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极一源、两中心两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0个行业2005一2020年的面板数据,定量测度了经济圈内多层次空间功能分工状况,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功能分工水平经历先降后升的平缓“U形”变动过程,以成都和重庆为生产服务功能中心,其余城市为生产制造功能主导的中心一外围分工格局正逐步显现,不同城市主导功能分工水平也明显提升;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提升对缩小与中心城市人均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存在经济协同发展效应,且经济圈中心一外围整体空间功能分工对此有强化作用。研究结果为经济圈功能分工对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多层次空间功能分工优化提供了启示。

财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析：基于经济史教学的视角

针对经济史教学日益削弱、财经应用类科目日益增强的现状,经济史教学应该适应财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历史观。在教学内容上,化冷于热、动静结合、史论交融,激活经济史教学;在考核上,采取随堂考核与课堂作业、课堂抽题现场回答与师生评价等多样化的方式,以激起学生学习经济史的兴趣、达到锻造学生历史观和灵活应用能力的目的。

农民送子女上大学的经济分析:一个微观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利用微观计量模型探索农民对子女大学教育的经济价值判断。从农户家庭信息和经济状况等维度识别出了显著影响农民对子女大学教育经济价值判断的变量,并计算了这些变量对农民子女大学教育的经济价值判断的边际效应。研究表明,子女的平均养老成本越低,农民的养老保障越大,从而没有动机送子女上大学;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越高,越相信子女受过大学教育后能改变子女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因而越有动机送子女上大学。

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影响异质性。结果表明:一是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和控制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后依然成立;二是异质性检验得出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在2013年以后、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三是机制检验得出数字金融通过规模经济、缓解融资约束和研发创新三个渠道提升实体经济质量。由此提出要进一步健全中国数字金融体系、持续推进欠发达地区的数字金融体系的完善与改革,以及畅通数字金融通过规模经济、缓解融资约束和研发创新渠道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等政策建议。

中央财政收入占比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财政问题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保障因素,是形成国家统一政治意志的经济基础和主要手段,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支柱之一。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的占比问题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管理三方面的因素,尤其是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及财政经济管理能力。笔者总结中国近70年的历史经验,提出在和平时期中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45%~55%为适宜区间。在这个区间内,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可以不做调整,但可通过调整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资产、国有资源上缴国库的利润比率区间来稳定中央财政收入。

中央环保督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和环境绩效视角

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将环保督察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环保督察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并采用PSM-DID对环保督察的政策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揭示环保督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保督察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平均而言环保督察能够使产业结构升级4.83%,经过PSM-DID检验后发现环保督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环保督察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而对中西部欠发达城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和环境绩效在环保督察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扮演中介效应,环保督察政策的实施提升了试点地区的技术创新和环境绩效,进而有助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

扩大消费与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应“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供需理论,结合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和国内外经济形势,应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注重扩大消费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机联系,以供给侧改革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以扩大有效需求为动力进一步拉动供给结构改革,从供需两侧发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视角下的晚清中西经济交往——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分析中心

中西经济交往始于先秦,在明清之前基本以中亚、中东为中介展开经济交往,之后中西经济直接交往的展开一定程度上需遵循中国确立的交往规则。晚清时期西方各国以武力更替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秩序,引发了政治、经济等层面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彻底改变了中西经济交往的格局。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交往秩序和世界市场之中,成为中西经济交往中的倾销市场、原材料的供应地,失去了几千年来所拥有的制度红利享受者地位,变成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矛盾的转嫁之地。晚清时期社会各界虽然都进行了破局的尝试,且屡试屡败,但其努力为之后的成功培育了基础。

疫情期间公众的经济信心、财经价值观与支出行为意愿

本研究以全国30个省份的1074名公民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公众经济信心、财经价值观(包括财富价值观和财经伦理观)与支出行为意愿的特点及其关系。研究发现:(1)疫情期间公众经济信心呈现短期信心低迷但长期信心向好的特点,同时短期与长期经济信心分别在性别、户籍、婚姻情况、出生代际等人口学特征以及收入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个体差异。(2)公众财经价值观水平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一方面表现为年龄更小、未婚配者较之更年长、已婚配者更为重视财经伦理,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体的出生年代与财富价值观呈V型关系。(3)公众的支出行为意愿在性别、户籍、代际、学历、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在支出类目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好。(4)收入水平、长期经济信心、财富价值观及财经伦理观对公众各类支出行为意愿有不同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