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党建带团建的创新实践路径探究——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

高校党建带团建的工作机制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探索出的一条成功路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面对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和青年培养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党建带团建工作机制效能尚未充分发挥,仍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之处。文章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总结了高校立足不同时期党对高等教育和青年培养的要求,在学校党建带团建一以贯之的主线上形成的实践经验,并基于“党建引领团建”和“团建助力党建”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促进高校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创新路径。

撤县设区、空间一致性与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是我国实现城镇化发展的主战场。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代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突破统计数据受制于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获得空间一致且跨时间可比的县域经济衡量指标。这不仅可避免因使用统计数据可能导致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还可以同时分析“撤县设区”对县(市)和市辖区的影响,为“撤县设区”的研究提供更细致完整的图景。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无论对被撤并县(市),还是对原市辖区的经济发展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尽管“撤县设区”能够促进县域企业吸收更多人力资本,但却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固定资产净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撤县设区”改革不能显著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因。

强化企业在绿色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就要加速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强化企业在绿色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精准激发企业在绿色科技创新方面的主人翁意识。在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竞相迸发的基础上,形成效能持续提升的绿色科技创新格局,为加快整体发展导向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理论基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数字化转型程度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探讨——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数字化转型程度关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具有其内在规律性。笔者基于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以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和非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有效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曲线呈正U型,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其风险承担水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当企业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阶段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开始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通过关键变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效应完成;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风险防范相关领域的现有文献,有助于为政府推行数字经济以及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人力资本视角下中国人口红利转型趋势

随着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政府开始实施“三孩”政策,这一政策的调整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及人力资本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根据Jorgenson-Fraumeni终生收入法及多状态人口预测模型构建了人力资本预测体系,根据生育率对生育政策的反应敏感程度设定不同生育率情境,从人力资本角度定量预测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及质量的发展情况,分析中国未来人口红利转型趋势。研究表明,生育政策的放松对人口总量的提升作用有限,无法逆转未来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而人口质量红利逐渐显现,成为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进一步提升人口质量是我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分析中国未来人口和人力资本的动态发展情况,有利于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当前人口发展新形式,对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本文对2020-2023年我国每月进出口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变化,与每月币值较稳定国家的汇率变化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我国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与初级产品进出口额变化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币种汇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与初级产品出口额比值与对美元人民币中间汇率价呈正相关,其余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关税传递、进口需求弹性与进口品价格——基于制造业的行业分析

本文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海关协调制度产品代码进行匹配,以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集结的关税、进口价格和进口需求弹性数据为基础,分析进口需求弹性在关税进口价格传递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国际竞争因素如何影响进口需求弹性对关税进口价格传递效应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进口需求弹性对关税的进口价格传递具有促进作用,即在进口需求弹性越大的行业,关税进口价格传递效应越显著;国际竞争因素削弱了进口需求弹性对关税进口价格传递的促进作用,进口广度增加,贸易伙伴国数目越多,进口商品的市场竞争越活跃,同时中国进口贸易占全球贸易份额越大,中国进口商国际市场定价能力越强,关税对人民币进口价格传递程度越弱,关税调整的红利都将越多传导给国内市场;此外,关税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呈现显著的行业差异性。

授权与信息传递——未来收回决策权下的情形

本文比较了未来收回决策权情形下授权和信息传递的优劣。研究采用了两期模型,第一期委托人决定是否授权,第二期委托人根据第一期获取的信息做出决策。Dessein(2002)的单期模型表明,只要存在有效信息传递,授权总是占优于信息传递的均衡。但在两期模型中,如果第二期委托人收回决策权,则第一期信息传递可能占优于完全分离均衡下的授权。此时,授权导致行动偏离最优点过高,使得授权不一定适宜。此外,折现因子越高,授权导致的偏离越大。

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

税收政策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促进家庭消费支出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20年四期面板数据,结合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申报条件,实证检验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是否具有积极影响,并以放开人口生育政策构造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中受教育子女数量越多,政策实施后平均每个子女的课外辅导支出增加越多,且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积极影响对于有高中受教育阶段子女的家庭更明显,对财务负责人为女性的家庭也更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提高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精准性、细化扣除项目以改善家庭教育支出结构、优化扣除方式使得更多低收入者受益和加强税收宣传以扩大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

双边市场中的排他性交易与补贴——平台竞争与社会福利分析

基于双边市场的平台竞争场景,本文考察了平台经济中排他性交易与补贴共存情形下的竞争效应并进行了社会福利分析。如果没有排他性交易和平台补贴,商家会选择多栖,消费者会选择单栖。单纯的排他性交易会导致部分商家从多栖变为单栖;单纯的平台补贴会导致更多的消费者在实施补贴的平台单栖;二者均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恶化。如果一平台进行排他性交易,同时竞争对手平台实施补贴,则加剧了平台差异化,消费者从单栖转向多栖,交易量增加,社会总福利比没有排他性交易和补贴的情形可能更高。本文的结论为平台经济中的排他性交易和补贴的反垄断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