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打造财经特色的一流城市管理专业实践与探索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在“建设”与“管理”两端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会议还提出,要加快培养一批懂城市、会管理的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规划、建设、管理城市。随着中国城镇化率在2021年年末达到64.72%,中国城市已经从大规模建设进入到精细化管理的新阶段,城市管理专业发展也迎来难得新机遇。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的价值思考

立足治理现代化视角,本文从枢纽价值、系统价值、智治价值、赋能价值、革新价值五个方面展开分析,认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对于推进我国城市管理工作的治理架构贯通化、治理体系标准化、治理工具数据化、治理方式实战化、治理机制集约化具有重要作用,是有力夯实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路径”。

山东省城市管理执法领域信用管理机制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城市管理工作日益重视,鼓励和支持城市管理工作有为创新。在实践中,城市管理执法领域信用管理成为创新亮点之一。山东省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城管执法行为的通知》《山东省深化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管理执法行为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推动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得到系统化提升。本文选择青岛市、威海市、济宁市三座代表性城市,对其推动信用管理融入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目标思路、主体建设、规则设置、技术支持、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共性特征,为我国城市管理执法领域信用管理机制建设提供实践参考。

构建城市管理精细感知体系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精细化”已经成为衡量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目前,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缺乏对实际应用的理论指导。即使涉及精细化管理理念的运用,也大都只关注某一具体领域,如城市环卫、城市交通等,将城市精细化管理纳入宏观框架进行整体谋划的实践还较少。鉴于城市感知是开展精细化管理的基础,本文尝试通过构建全面的城市感知体系,系统梳理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的权变因素,进而构建城市管理精细感知体系,为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习近平首都城市建设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的首都城市建设管理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等重大问题,蕴含着"约束条件、核心变量、治理路径、关键主体、评分标准"的系统逻辑,对促进首都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城市碳排放类型与碳管理路径探析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的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3060目标为中国碳减排工作明确了时间表与路线图。相关研究表明,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成为开展碳减排工作的核心载体,碳减排也将成为城市管理工作的新内容与新标尺。为此,本文根据2005年和201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及经济发展数据,从动态、静态角度评价中国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类型,进而提出中国城市碳管理路径建议。

人本城市视角下北京街道空间体检指标体系研究

本文基于人本城市视角,以街道公共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北京实地街道空间的调查分析和对国内外导则内容的比较分析,反映理念、措施的落实程度和在此期间所面临的新问题、新发展局面,构建街道空间体检指标体系,形成指标体检的步骤,为决策提供建议。

面向国际大事件的北京城市应急管理机制优化思考

按照城市运行状态,城市管理可大致分为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两种形式。北京承担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功能,需要承办大型国际事件。这些事件对城市管理能力提出了考验。为更加科学精细地提高北京城市应急管理资源配置效率与治理效能,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提出构建“场馆—事件—策略”三位一体的事件应急管理框架和“时空—主体—信息”三位一体的事件协同优化机制,以两个“三位一体”拓展新时期北京面向大型国际事件的应急管理水平,更好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城市的目标。

“双碳”战略下中国城市碳减排梯次划分与差异化路径研究

面对“3060”双碳目标,城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也是双碳工作的主战场,但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约束条件也不同,推进“双碳”工作需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研究选用索洛余值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等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碳减排潜力进行分析,并结合全要素生产率和碳减排潜力,对272个地级及以上市进行碳减排梯次划分,制定差异化“双碳”路径规划,从而更加科学地推动“双碳”工作实化细化,落地见效。

从北京垃圾之治看人民城市管理的“序”

2020年5月1日,北京市牢牢抓住“科学管理、长效机制、习惯养成”三个关键,结合北京实际,推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按期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通过一年的工作开展,北京垃圾之治的经验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与启示。一、升华人民城市管理之“序”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新时期我国城市管理运维资金机制创新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把人民当作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对城市管理部门提出更高要求。然而,满足高质量城市管理工作的资金需求与当前政府十分紧张的财政压力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制约新时期城市高效能治理,乃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双链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关系再认识

城市群被确立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我国提升区域竞争力、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抓手。城市群如同一个生态系统,只有更清晰和客观地认知了这种群落的生态关系和状态,才能让城市群规划这只“外部的手”更好地进行科学调控而非失灵或者干预不当。目前,立足市场视角分析城市群的研究较少,使得客观地评估城市群自发形成的网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城市间关系的认知薄弱。本研究选择我国发育最为成熟的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案例,构建“价值链—控制链”组合分析框架,采用网络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分工角色与关系类型进行再认识的研究,以期为城市群理论研究、规划编制、政策制定等提供依据。

从“企业型”到“公益型”: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角色转换的效益及反思

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基于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在一些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中,地方政府角色从传统认知的“企业型”转换为“公益型”,表现出倾向于放权让利于市场主体和社区、以规避风险为目的形成“政府—国企联盟”,以及培育差异化增长联盟等行为特征。结合租差理论,分析了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角色转换的效益及其机制。并进一步以广州市琶洲村改造为案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角色转变对时间、经济和社会效益所带来的具体影响。最后,结合案例分析,对地方政府角色转变进行了批判性评价与反思。

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演进历程、阶段特征与趋势展望

基于政策年均发布量、政策类别、政策词频等多角度分析,2000年至今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总体呈增长趋势;政策工具包含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政策文本类型多样,包括意见、通知等。经过长期探索,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的内容关注点由局部转向全局,由地方转向区域协同,由企业、产业创新逐渐转向科技创新、信息化服务等纵深领域,呈现出渐进式发展、跃迁式提升的过程。区域协同创新政策表现为以区域协同规划为统领、以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创新为着力点、以系统创新为支撑、以重点领域创新为突破点的全方位、有重点的政策体系。未来应继续优化区域协同创新软环境的建设,着力解决协同创新中的知识产权等重点问题,及时梳理相关发展经验,加强人才体系建设等。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打通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之路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是国家层面首个响应与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的重要文件。本文从现代化逻辑演进、制度化规则规范、多元化主体协同、精细化路径集成、无缝化工具支撑五个层面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给予系统阐释,以期推动《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更加全面深入落实。

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 迈向世界级城市群

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组织架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产业转移、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成效显著,有效推动了协同发展进程,丰富了中国特色“协同发展论”的内涵。面对国家战略机遇窗口期、动能创新升级培育期、资源要素配置精修期等诸多挑战,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既需要在规划同编、制度同建、治理同商、交通同网、产业同链、市场同体、生活同享、创新同思、信息同联和生态同守等方面有所加强,也需要在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全优势、厚植区域创新动力内在性、链接集聚消化全球新资源等方面下更大功夫,不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果,向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目标不断迈进。

气候风险引发的城市治理方式革新启示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统筹安全和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原则。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日益复杂,风险的形态、类型与影响也日益超出传统风险的认识,非传统安全风险正在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重大威胁。2021年7月18日18时至21日0时,河南郑州出现罕见持续强降水天气过程,城市发生严重内涝灾害。这次极端气候引发的城市危机发生与应对过程中的经验得失为中国众多城市提供了一面镜子,特别启示我们要深刻意识到中国城市治理工作正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的应对、新变化的适应、新思路的突破。

我国城市“十四五”开局十策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十三五”收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新的一大步;“十四五”开局,规划建议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但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态势不稳定不平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依然不容忽视,“变局”成为当下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核心特征。变局之下,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接近700座的城市群体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命运浮沉,既有万亿GDP俱乐部,迎来史上最大扩容,合肥、南通、泉州、福州等纷纷跻身而入,又有昆山成为中国首个工业总产值“万亿俱乐部”中的县级市;也有受资源枯竭、债务缠身、吃饭财政所困的一众底层城市苦苦挣扎求生。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中国新型城市建设评价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能城市,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系统。新型城市形态建设是推进城市治理高质量发展、构建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催化剂和新型动力源。“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开展城市现代化试点示范,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

新百年·新空间——从“十四五”看中国城市与城镇化发展趋向

立足“十四五”历史方位,面向新百年、新城市、新空间等一系列新发展趋向,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分享近来对诸多变化的观察感触和思考。一、内省外察:深刻认识新百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每个人都应该越来越意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化确实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十四五”恰恰处于1949~2050年这一百年中非常重要的中转时间段上,是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新目标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