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刺千万人口,宁波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修晓博士专访

人口正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城市间的"人口竞争"愈演愈烈,对于中国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城市而言,"千万人口"都是一个亟待突破的目标——"一座开放创新、幸福宜居的全球门户城市,到2049年,宁波市域常住人口约1000万。"两年前,"宁波2049"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这样的期盼。如今,宁波人口增长的脚步远快于预期。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末,宁波常住人口达到854.2万人,过去两年共新增常住人口53.7万人!

“寻伴”与“回归”:扩展社会学界限的两条路径

延续费孝通先生关于“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倡导,可以进一步讨论社会学“扩展界限”的不同路径和类型。社会学既需要在研究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更新上扩展界限,可称为“寻伴式”扩展界限,也需要反思其中存在的诸种问题,在纵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探寻社会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可称为“回归式”扩展界限。在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扩展社会学界限需要深入探究中国独特的文明传统、制度精神、人伦观念和人生理想,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观念与经验的多重维度下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样态和理想图景。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

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都植源于两种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种力量相互扭合,造成了“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在当今中国,有八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代表性的新趋势,这些新趋势既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的表现和结果,也是我们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新视角。

关系网络对乡村纠纷过程的影响——基于CGSS的法社会学研究

后乡土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也在发生巨大变化。2006CGSS调查结果显示,乡村纠纷的整体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土地征用和基层选举纠纷尤为突出,表明城镇化扩张和现代权威的渗透正打破乡村内部的均衡。乡村纠纷解决或秩序构成机制则从乡土性向后乡土性转型,即从礼俗化转向行政化和法制化。乡村社会虽具"强关系"特点,但关系网络对纠纷过程其实影响并不显著,官方正义系统的可接近性高低可能对人们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影响更大。

个体安全：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提出与阐说--社会学研究取向与安全知识体系的扩展

安全研究是一个逐渐展开和丰富的知识领域。在各个学科的贡献中,社会学取向的安全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人与社会的安全曾牵动以往社会学家的研究关注,当代社会学理论则推动了安全议题的重新确定。21世纪以来,我们在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逐渐延伸出"个体安全"这一方向,对安全的内涵进行了反思,对作为社会学范畴的安全给予了界定,对个体安全的内涵、研究意义和方法做出了较为系统的阐说。在促进安全研究定位于人的实际诉求、切实逼近基层社会和生活一线的过程中,个体安全研究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 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

本文通过郑杭生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内涵、要义、特征,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时代感、实践感和全球视野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和更新的根本性意义,展现了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及其思想的推进与中国社会学步入成年期的内在关系,并对“四论”的学术贡献和发展前景给予了评论。

“逆家长制”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历时性的社会学分析

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长制是乡土秩序得以维持的伦理基础,而近代以来的三种力量造成家长制的变迁和弱化:一是新文化运动撼动了家长制存在的文化根基;二是集体化时代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运动,以"解放"、"平等"等意识形态对乡土社会加以改造,促进了传统家长制的衰落;三是随着改革以来城乡社会流动的增加和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农村年轻一代相对于其父辈在知识、信息、经验等方面的"现代性能力"和个人主义意识增强,使传统孝道和老人权威受到进一步冲击。矛盾的是,虽然当前家长制已经消解,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平等主义的代际关系。在农村社会养老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父辈对子代的养老依赖依然存在,而年轻一代发号施令的"家长形象"愈加明显。可将这种新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称为"逆家长制"。"逆家长制"有诸多表现,其困境与城乡二元结构相伴而生。

对进入实地的社会学反思

实地调查是社会科学家获取经验知识的重要来源,这种方法经常为学者们所采用。本期杂志组织了几位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实地调查研究方法涉及到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李国武博士认为,实地调查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在进入实地的调查实践中,调查人员要调用自己的资本,和被调查者建立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刘能博士以对农村消费实践的研究为例,提出了在实地研究中"定性先行,定量跟进"的方法论主张。孙龙博士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探讨了焦点小组方法在组织研究中的应用。樊欢欢博士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实地访谈中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些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个主题的讨论中来,以增进对实地研究方法的认识和应用。

“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其对于现代社会的问题现象有着根源性含义,故亦称之为"社会学的元问题"。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催生了"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又促发了更多切近经验层面的社会现象研究,如社会行动的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扶贫研究、社区建设研究、城市发展与社会建设研究、农村民俗制度变迁研究等等。其中,"个体安全"研究既是理论扩展也是实际应用。也许,上述研究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社会学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正是对于现代社会世界之问题性的关切使这一学科获得了新的生长点。"个体安全"研究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社会学持续生长的精神品格。

在参与性行动中改变世界 读费根、薇拉的《解放社会学》

一、引言 在《解放社会学》（Liberation Sociology）一书的开篇,作者J.R.费根（JoeR.Feagin）和H.薇拉（HernánVera）就指出,社会学中存在着＂集体遗忘症＂：一是社会学家经常遗忘他们所从事学科的行动主义和激进的传统（activist and radical traditions）;二是社会科学中很多伟大思想家的激情和社会变革担当经常被遗忘或忽视（第ix页）^1。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 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 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 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 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 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 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 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 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 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

社会转型中的“己”与“家”——“家丑可以外扬”的社会学解读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与传统的治家格言"家丑不可外扬"相矛盾的"家丑可以外扬"现象,即有些家庭在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将家庭矛盾公之于众,希望在主持人和有关专家的帮助下重建家庭关系。通过这一现象,可以管窥社会转型中"己"与"家"的关系。社会转型催生了个人主义意识,也制造了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个体的独立自主与个体的家庭依赖之间的张力。在传统家庭伦理衰微的情况下,家的自我调节功能发生故障,而国家又不直接介入私人空间,因此家庭矛盾难以自行化解,有些"家丑"只能"外扬"。"家丑可以外扬"现象为我们思考社会建设的路径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的重建与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至今,30年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恢复重建约至上世纪末,第二阶段约从本世纪以来至今。划分的依据并不在于时间,主要在于社会学理论研究内涵和形式的重要变化。回顾也许能获得一种认识:中国社会学的重大领域、主要分支领域、应用研究或专题论域,往往能够看到理论研究的前导和推动作用。回顾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成长史、现有不足和偏差,以及特点、品质和未来趋势。

新时代中国收入分配的社会学考察——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尤其是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持续扩大,不仅危及美国内部秩序,同时也波及全球。通过回顾近期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前沿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三种解释模型,分别是市场供需模型、阶层权力模型与家庭结构模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宏观社会经济结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趋同性,因此在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前提下,可以参考美国收入不平等前沿研究,并据此建构一个用以研究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从而为中国收入分配机制与分配格局的变化提供一个更加多元、系统的解释。

学以为己:论作为“生活指南”的社会学

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性的科学”,既是现代社会全方位变迁的产物.也是建构现代社会和塑造现代人的方式与资源。在现代性情境之下,社会学本身就是应对种种自我困境的“生活指南”。社会学的重要视角是将社会行为置于真实的社会情境和过程中,不轻易以己度人、诉诸价值评判,这有助于人们在观念与经验的相互修正中,培育理性、公允、包容的态度和行为。中国教育传统强调的“学以为己”,可以作为对社会学人文性格的重要概括,对于人们洞察社会运行、提升自我修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脱出传统理路 迈向时代未来——理论社会学的一个经典论题与转型加速期的经验现实研究

社会学从初创时代直到当代,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关系论题对于理论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学理性标识,从关于这一论题的洞察和探索而逐渐荡开和拓展的论域,对于获得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性状与变迁的理解,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化,意义极为深远。然而,这一论题上形成了一种将行动与秩序和结构进行分离的传统研究套路,并为后继者所沿袭和复制,也因之一再激起社会学的理论重建。理论是时代的折射或先声,问题的谜底已经深藏于时代本身。在全球化激流奔涌的现时代,“过去”的影响力迅速降低,“未来”的意义日益凸现,“生活在未来”就是不断地生成和建构。在生活实践面前,传统的理路在消蚀。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是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的关系,而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和解释,是根本性的。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使得社会世界意义赋予的不断深化,主体的反思、自否与创新能力也无穷递进,促成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正是在一轮又一轮的行动意义效应中,社会生活、社会主体、社会行动、秩序和结构不断胶着、建塑和往复转变,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绵延和演替,通过共同的进程投向未来。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支教动员机制研究——基于三类典型项目的比较分析

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任务,而大学生支教活动是当下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力量,因此,如何有效动员大学生参与公益支教活动值得研究。本文运用结构化理论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官方发起的支教项目、支教类社会实践项目和公益类支教社团三类典型项目。各种类型的规则和资源不断注入支教的动员过程中,而不同行动主体根据规则和资源参与到支教活动中,在多元互动中形成了三种相对稳定的动员机制:规范引导机制、平台竞争机制和意义感召机制。本研究对于促进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在高校和社会中有效激励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对社会学和《社会学年鉴》25年来的回顾

本文对1975年至1999年通过《社会学年鉴》(简称《年鉴》)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学领域的发展情况做了扼要的介绍,从统计上分析了《年鉴》所反映的社会学研究在国家、有代表性的大学和性别比例等方面发展趋势。此外,文章还追溯和分析了一个在《年鉴》的整个历史中编辑一直关注的问题———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挫折经历、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工人的社会不公平感 以10家企业工人的社会不公平感为例

通过对不同产权形式的10家企业的共921个城市工人对(组织外)各社会现象公平与否的认知与判断(即社会不公平感)的调查发现,城市工人的总体社会不公平感较强;挫折经历、人力资本和企业制度都对工人的社会不公平感有一定影响,且对工人的经济性不公平感、社会性不公平感和生理性不公平感分别具有一定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