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

本文通过郑杭生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内涵、要义、特征,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时代感、实践感和全球视野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和更新的根本性意义,展现了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及其思想的推进与中国社会学步入成年期的内在关系,并对“四论”的学术贡献和发展前景给予了评论。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 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 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 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 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 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 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 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 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 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支教动员机制研究——基于三类典型项目的比较分析

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任务,而大学生支教活动是当下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力量,因此,如何有效动员大学生参与公益支教活动值得研究。本文运用结构化理论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官方发起的支教项目、支教类社会实践项目和公益类支教社团三类典型项目。各种类型的规则和资源不断注入支教的动员过程中,而不同行动主体根据规则和资源参与到支教活动中,在多元互动中形成了三种相对稳定的动员机制:规范引导机制、平台竞争机制和意义感召机制。本研究对于促进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在高校和社会中有效激励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脱出传统理路 迈向时代未来——理论社会学的一个经典论题与转型加速期的经验现实研究

社会学从初创时代直到当代,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关系论题对于理论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学理性标识,从关于这一论题的洞察和探索而逐渐荡开和拓展的论域,对于获得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性状与变迁的理解,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化,意义极为深远。然而,这一论题上形成了一种将行动与秩序和结构进行分离的传统研究套路,并为后继者所沿袭和复制,也因之一再激起社会学的理论重建。理论是时代的折射或先声,问题的谜底已经深藏于时代本身。在全球化激流奔涌的现时代,“过去”的影响力迅速降低,“未来”的意义日益凸现,“生活在未来”就是不断地生成和建构。在生活实践面前,传统的理路在消蚀。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是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的关系,而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和解释,是根本性的。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使得社会世界意义赋予的不断深化,主体的反思、自否与创新能力也无穷递进,促成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正是在一轮又一轮的行动意义效应中,社会生活、社会主体、社会行动、秩序和结构不断胶着、建塑和往复转变,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绵延和演替,通过共同的进程投向未来。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基于对某高校抽样调查的研究

互联网的普及把大学生带入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并存的时代。对某高校的抽样调查发现,大学生电子阅读的时间和数量已占据一定的优势,大学生的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浅阅读"倾向,电子阅读越多的同学纸质阅读也越多。在互联网时代,要引导大学生加强对专业和学术类文献的阅读,培养大学生在阅读中勤于记录和思考的习惯,指导大学生根据阅读目的和内容采取合理的阅读方式。

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单身的要比已婚的留城意愿高;配偶在城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高;流出地越穷的地方,留城意愿越高;自我阶层认同越高的,越倾向于留城。

个人的当代形貌:社会化理论的世纪挑战——人的主体性的新发展与以人为本的时代源泉

我们处在社会学创始以来又一个极为复杂的时期,现代性穿越了以往的束缚,追求更加自由、轻快和流畅的节奏,生活发生了持续的巨变。短暂的需要取代了对永恒的向往,流动变化比稳定持久更具有常态性,社会和集体的事业离开了传统航道,个人境遇也更为不确定和难以预见。这些再次提示我们:传统理论的基础并非想象中那样牢不可破,反观传统、审查经典、重建理论视野和思维轨道永远是必要的。这种“反向而行”的过程能够显露传统理论对人本身价值目标的忽略和背离。在当代, 人的主体性发展穿越了“个体化”、“个性化”阶段,迈进了“个人化”里程,这是当代个人对这个变迁时代的实践回应,也是现时代个人与以往时代个人的标志性区别。这种状况显示了,人是新型现代性和社会工程的主体,并通过这一过程施展才能、发挥创造性、型塑历史,实现自己的期待、享受自己的生活。这是蕴涵于我们时代自身的以人为本的源泉,也是人本型、创新型和未来型社会化理论的现实支撑。于是,如何型塑具有时代精神的精英和社会财富的继承者,托起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希望,也就再次成为理论社会学与时代和实践的一个交汇点。

中国城市居民安全感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郑州和昆明三城市的调查

运用北京、郑州和昆明三城市的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居民安全感的结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安全感主要包含4个因子,依次是饮食安全、人身安全、家庭安全和社会安全;(2)城市居民安全感总体水平较高,但饮食安全问题非常突出;(3)年龄、健康状况和社区环境是影响城市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和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为例

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灾后恢复中赖以依靠的三种重要的资本,其作用在不同社会的不同灾害中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利用2009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17个村的问卷调查,比较了三种资本在灾后恢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汶川地震灾区,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在灾后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正式制度不足的作用。

“逆向标签化”背后的社会心态

标签理论认为,弱势群体的缺陷往往不是他们所固有的,而是垄断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所定义的结果,即一种"标签化"过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社会舆论对"富二代"、"官二代"的批评呈现出一种相反的逻辑,即普通民众甚至弱势群体对强势者贴标签,或可称为"逆向标签化",其策略主要包括"特殊个案普遍化"和"具体事实想像化"两个方面。社会结构失衡和不平等是"逆向标签化"的社会根源,而互联网则为这种话语建构提供了信息传播渠道。"逆向标签化"表明,社会心态越来越以"怨恨式批评"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释放了一种"想像的征服"心理。重塑社会心态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题中之意,而这需要以一系列利益均衡机制的建设为前提。

农民工贫困心理与城市融入的心理适应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新一轮扶贫政策,尤其是精准扶贫策略的实施,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精准扶贫主要是解决农村存量人口的贫困问题,而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以防脱贫与返贫周期性上演,就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因此,如何使农民工有序融入城市是农村扶贫政策顶层设计中的关键环节。研究选取500个在京农民工家庭为样本,对在京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心理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底层心态,过客心态,边缘心态和保守心态,是贫困心理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产生贫困心理的原因,提出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和重塑社会行动重构农民工社会心理的观点。

个体化社会中“社会容纳力”的缺失与重塑——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

社会生活个体化程度增加和社会容纳力弱化是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容纳力"可理解为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等社会单位在组织与道德双重层面对分散化的个体社会成员的吸纳能力和保障能力,主要包括"制度容纳力"和"文化容纳力"两个方面。"钓鱼执法事件"和"杨丽娟追星事件"体现了社会容纳力在制度与文化层面的缺失。我们需要在"组织-制度"、"文化-价值"双重层面重塑"社会容纳力",以化解人们在个体化生活中所经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困扰。

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的理论研究

学术界针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意见各异,需要对之进行思辨,尤其是在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测量方面的研究。规则、社会网络、信任等本身不是社会资本,只有当它们被加以工具性的利用时才成为社会资本。但是,规则、社会网络、信任却是衡量或测量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研究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测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是进一步开展社会资本应用性研究的基础。

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研究

本文提出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是建立在对技术客观上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的充分认识的前提下 ,认为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就是技术系统的他组织 ,即人们根据自己的共同利益 ,有计划地引导技术展现其发展的本质 ,控制其自发过程中的不良后果 ,使它朝着与自然、人性、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技术社会控制的他组织形式可以包括指令性的他组织和诱导性的他组织等 ,遵循技术过程的客观规律 ,辩证地运用这些形式 ,才能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结果。

作为文化转型过程的社会转型——以“差序格局”为例的讨论

社会转型概念需要进行两点反思:一是社会转型往往预设一个或多个指向未来的过程和目标,但转型的过程和目标还受到传统文化中相对稳定因素的影响;二是社会转型不仅是变迁问题,实质上也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体现为"进步"与"秩序"的辩证关系。社会转型在根本上是文化转型。以"差序格局"为例,这种社会结构及其背后的自我主义与"差序人格",仍然广泛弥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构成社会转型的阻滞因素。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推动思想层面的差序人格的改变,培育个体性与公共性的深度联结,完成塑造个体性和社会团结的双重任务,是推动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

社会空间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社会空间转变的过程。改革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空间随着改革的开展有所弱化,社会空间呈现"去政治化"的过程。然而城乡之间的制度与身份差异、发展起点与速度的差距又催生了社会空间的"再政治化",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空间上农民工"漂移的社区"象征性地标记了农村与城市的界线以及农民工身份的"他性",进而彰显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在生活空间的占有能力、占有机会以及占有数量上的不平等,因而折射出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大学生对志愿活动的参与及影响因素——来自某高校抽样调查的发现

利用对北京某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和分析了在校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基本情况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60%以上的大学生入校以来参与过志愿活动,参与的活动类型主要是环境保护、社区服务、为社会福利机构服务和支教活动等,主要服务对象是老年人、儿童、环境和资源以及城市社区居民等。参与志愿活动对大学生自身发展具有有益影响。从个人特征和父母特征两大维度看,学习成绩和以前参与状况等变量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从实体分析到象征维度

在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中,城乡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制度等实体层面进行分析。在城乡二元结构惯性延续的条件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使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呈现出"流动的城乡界线"。我们需要对城乡结构进行象征维度的分析,以考察农民工的身体、社会空间、媒介形象等所折射的象征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

人的“个人化”与构建社会和谐的现实动力

随着早期工业化过程的社会大生产体系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各种大型组织也在持续性地消解或重组,它们的影响力也明显地衰落或转变。这些最新的动态将个人的主体性推入了新的阶段,使得个人以新的方式对快速变迁的生活给予积极的回应。相对而言,当代“个人”面对的是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或“个人化的社会”。在这个阶段上,构筑和分享共同的生活也就更为艰巨、意义更为重大。当代个人通过自我的发展揭示了构筑和谐的现实动力。

社会资本及其非均衡性研究

笔者在对"社会资本"进行界定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非均衡性分布的概念,即社会资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理位置上的子项存量及总量存量存在不同,使得拥有社会资本的个体在达到渴望之目标的能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社会资本非均衡性分布的外延表现形式有三种,即自然经济适应型社会资本、转型经济适应型社会资本、市场经济适应型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