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的“看见”和“看不见”

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破窗谬误":不仅对社会中的不人道、不伦理以及不合理现象熟视无睹,而且基于特定逻辑为之辩护。究其原因,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思维和分析方法:一方面,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及其衍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肯定性理性,它崇尚基于力量博弈的纯粹市场机制,倾向于接受并合理化社会现状,从而必然无法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另一方面,根基于自然科学哲学及其衍生的个人主义和还原主义方法,它崇尚基于局部均衡的理性选择框架,倾向于对孤立行为和现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无法看到社会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尤其是,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维被运用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破窗谬误"就越来越凸显。究其原因,社会生活现象受到复杂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从而孤立的成本—收益分析所潜含的狭隘性也就更为严重。

有为政府在现代社会的基础性职能——基于社会伦理教育的经济学探讨

有为政府的首要经济功能在于为市场机制运行夯实基础结构、完善保障结构,这种基础设施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伦理。基于社会的合理发展而言,公共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增进单个人的劳动技能,从而提高个别劳动生产力;相反,它是为了提高人的社会性以促进社会合作,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往往是教育的关键组织者和支持者,因而政府在提高人的亲社会性方面就必须承担重要职责。在可行性方面,人类个体的选择和偏好是受周围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尤其无意识地受主流价值理念的支配正是由于意识形态等价值伦理观是可塑的,从而就给予了政府影响和培育社会价值和文化伦理提供了可能性。

共享经济的现代发展及其潜在问题:以共享单车为例的分析

共享经济减少了物品的闲置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物品的功效,不仅可以增进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而且也有利于打造新型的低碳环保的经济形态。但同时,共享经济的无序发展也带来了两大严重问题:(1)准公共品性质滋生出大量的搭便车行为,进而使得运营商受损;(2)准公共品性质还滋生出强烈的负外部性,进而使得运营商获利。进而,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有效的治理机制,其中最佳机制是"强互惠"机制,而这依赖于社会网络的建设和文化伦理的培育;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明确的责任界定,其中可行的措施是设立"维安基金",而这有赖于新的制度安排和立法思考。一般地,只有解决上述两大问题,才能全面衡量新兴共享经济的真实经济价值,进而才能更好地引导共享经济的有序发展。很大程度上,共享泡沫的产生和破灭都体现出市场创新的盲目性,从而就需要政府的积极规划和引导。

如何认识有为政府的经济功能：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效的检视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制度的逐渐成熟,政府的经济功能以及相应的协调机制变得日益重要。事实上,政府的协调方式表现为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两方面,这与企业组织中的两大协调机制相对应,其中,政府显性协调主要体现为经济计划和产业规划两大方式,是企业计划和前景规划的延伸。从学说史看,自经济学诞生或者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起,经济学就成为一门指导政府经济活动的学科;从经济史看,政府的经济计划和产业规划在经济起飞以及经济赶超的现代化过程中也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因此,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政府需要承担积极的经济功能,可以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

农产品价格管理的中国古典理论与方案

笔者通过考察我国古典文献,从规律、制度和管理三个层次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在农产品价格管理上形成了一系列原创的理论,包括国家引导市场论、轻重论、基于市场的粮食价格区间管理理论、支持价格与限制价格理论等;也形成了一系列稳定粮食价格和保障主粮供给的中国方案,包括储粮备荒救济政策、以农为本的重农政策、利用供求调节价格的系列政策创新、弹性税制与差别税率、粮食价格信息报告制度、低息贷款政策与反垄断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这些中国原创的理论、制度、政策在农业价格管理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现意义,至少给我们提供这样三重启示:一是只有根植于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发展,才能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中国人的应有贡献,二是只有通过政策体系的持续调整与边际改进,才能实现中国粮价的持续稳定,三是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外市场变化中找准定位,才能使我国的农业发展走向新的辉煌。

产业政策的两大思潮及其架桥

激进发展经济学以及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围绕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展开了激烈争论:前者推行技术拉动的产业政策,强调加快技术自主创新;后者主张资本推动的产业政策,强调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产业政策争论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技术内生观,进而表现为技术进步的两种路径依赖:内部路径依赖与本国研发投入和学习机会等内部特征有关,外部路径依赖则与要素禀赋和经济系统等外部条件有关。同时,考虑到要素的异质性和技术的专用性以及技术对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一国的技术革新应该兼顾两类依赖路径。因此,看似对立的思维和范式之后实质上也存在很强的相通性,周全的产业和科技政策需要契合这两种视角的思维和认识。

如何引导“企业家精神”的合理配置--兼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逐利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往往具有双重性,有生产性的,也有非生产性的。为了将有限的企业家资源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这就有赖于合理的游戏规则;进而,企业家精神的释放以及潜在的个人创新精神转化为现实的集体创新能力,则有赖于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和集体组织。显然,这些都有赖于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为政府和企业家才能之间不是替代或冲突性的而是互补共进的。尽管有为政府在引领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家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积极功能,但有为政府的作用从根本上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进而,就要致力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契合,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共进互补,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政策目标。

如何看待异化与分工之关系:基于马克思异化观的四层次分析框架

基于马克思异化观的四层次分析框架,在异化与分工的关系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中,劳动分工都处于一种扭曲形态,由此产生了社会异化现象;(2)社会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劳动分工而在于分工收益的分配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收益分配又源于社会权力的不平等以及相应的财产关系和社会制度;(3)社会分工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消失,相反,正是分工的持续深化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从而使社会异化得以缓解和克服;(4)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考虑到收益分配对异化的影响,马克思致力于从财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寻求异化问题的根本解决。

市场主体的分散行动能否导向市场协调——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审视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理解为一种均衡状态,并基于各类给定的完全知识论证市场的有效性,奥地利学派将市场视为由企业家推动的一种动态过程,其基本机制就是竞争。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中的个人知识具有主观性、分散性、排他性和默会性等特征,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以最佳方式使用这种个人知识,在这方面市场机制相对中央计划体制拥有明显优势。动态市场中通过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能够反映各种资源和产品的相对稀缺程度,是信息披露、传播和利用的有效机制,同时有助于企业家发现并利用利润机会并最终实现市场协调和市场秩序扩展。正是基于对个人知识和市场动态发展过程的强调,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已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很多经济学人支持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基础,然而,奥地利学派明显地夸大了个人知识在社会决策中的地位,忽视了个人行为的非理性,从而无法发现自发市场中的内卷困境。因此就奥地利学派对自发市场的推崇及其各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我们应该持有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