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环境治理

财政分权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不仅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而且会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深刻影响。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并深入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在二者关系中的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在经济与环境的双重考核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二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创新偏好,政府创新偏好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之间起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效应。三是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存在时间和区域异质性。一方面,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步由过去的促进效应转为阻碍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显著。为进一步发挥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对地方政府的多元政绩考核体系,持续优化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完善地方政府有关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

财政视角下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转型

我国正处于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财政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供给和政策支持,是国家创新体系转型与演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基于演化范式构建创新市场选择的演化分析框架,刻画国家创新体系内发生创新“突变”时所面临的不同市场选择,以及政府借助不同的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影响科技创新的“遗传与扩散”过程。国家创新体系转型需遵循创新市场演化的基本规律,顺应科技创新演化规律的财政科技支持手段方能促进国家创新体系成功转型。创新体系有效转型需从物质基础、市场选择、关键动力、融资机制四方面着力,为面向重大应用的基础研究提供稳定、持续增长的投入保障,以财政手段引导多元主体融合参与知识、技术和制度的共生演化过程,遵循不同科技创新活动的市场选择规律,最终提升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内循环动力。

增强以国债为纽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效应

增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国债既是政府实施财政融资、增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的重要保障,又在二级市场交易中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操作工具,其“财政—货币”双重属性特征贯穿发行、流通、使用和偿还等各个环节。为促进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中发挥更大作用,建议多措并举健全和完善国债市场制度建设,推动国债市场高质量发展。

我国财政安全的内涵、挑战和实现路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

财政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试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厘清财政安全的内涵和要求,甄别我国财政安全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给出实现财政安全的政策路径。本文提出,财政安全是指一国的财政收支短期平稳运行,中长期实现跨年度、跨周期平衡,并储备一定的财政空间和财政资源,应对各种自然、政治、经济、社会重大冲击,以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当前,我国财政安全主要面临来自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自然灾害和复杂国际形势等方面的挑战。实现财政安全,未来政策取向可以考虑从强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构建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与数字经济适配的数字税收体系和建立高效的财政应急管理机制等方面着手,以财政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探讨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财政科技投入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体系不断完善,但依然存在基础研究投入有待提升、财政科技投入碎片化和中央财政科技投入比重偏低的问题。为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而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可以从尊重科技创新的随机性、以财政政策引导市场选择、遵循演化规律和把握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关系四个方面入手,推动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

充分发挥国债服务实体经济职能:破解总需求不足 补齐财政支出短板

国债发行是政府灵活运用财政政策、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的关键举措。在宏观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挑战时,国债通过促进公共支出和投资,直接激发新的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特别是在财政支出出现短板时,国债成为填补资金缺口的有效手段,确保政府能够持续推进重大项目。明确国债的作用路径和方向,优化其结构配置,不仅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策略,也是推动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评估：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度的分析

从三次产业发展的程度来看,京津冀分处于不同阶段,各地同一产业内部的各个行业之间也存在"断层"现象。本文运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别从产业增加值、法人企业数目、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等三个维度计算了2010和2015年京津冀三地分行业的区位熵值,多角度跨时期地反映了京津冀三地产业内部的具体结构及其变动情况。考虑到城市和行业内部的结构差异,本文对灰色关联度指标进行修正,以企业法人数目计算出的区位熵为基础,计算20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和11个行业各自的灰色关联度,对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和各行业的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最后,本文从制度设计、产业布局等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使用绩效评价

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新发展理念对财政治理国家提出了历史新阶段的新要求,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匹配财政治理国家的责任和担当,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格局。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绩效使用评价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的辐射效应和倍数效果,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增强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以及精准考核等四个层面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为此,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加强财政扶贫发展资金使用绩效,提升精准识别能力、加强资金使用绩效审计、发挥各方监督作用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等具有重大意义。

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行为

财政规则是各国应对财政危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地方层面的财政规则执行。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以2014—2020年中国2023个区县为研究对象,结合财政部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制定的“10%红线”规则设计断点回归模型,检验PPP规则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第一,由于缺乏法定性与透明度,PPP规则存在“软约束”现象,这一现象与债务规则的“硬约束”形成鲜明对比;第二,PPP规则的执行效果具有异质性,即对于可自由支配度较高的经济类项目更具规制效果,而对支出偏刚性的民生类项目约束力不足;第三,对于存在合规风险的项目,企业倾向于通过组建联合体的形式分散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了加强财政规则法定性与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必要性,建议加快相关财政规则的立法工作,提高财政预决算的信息披露程度,从而增强财政规则执行效果,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

平台经济发展“双失序”与共同富裕取向的财政治理选择

随着经济进入数字化新常态,平台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利益驱动下表现出一系列失序行为,带来了消费者权益受损、市场不公平竞争、收入分配差距及区域财力差距加大等结构性问题。不仅如此,平台经济在自身失序发展的同时还导致了诸多财政分配失序乱象,主要表现在欠发达地区强征管扭曲、发达地区税收漏征、财政过度返还、税收归属不当等方面,造成了平台经济发展的"双失序",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对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构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参考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财政归属做法,将规模以上平台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税收收入收归中央,并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在税收调节的有效性不足时,可以参考中央企业的财政归属与利润收取模式,依据"适度从低、分类施策"原则对平台企业适当收取税后利润。在全面调控税费收入侧调节的基础上,优化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税激励等支出侧调控,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十四五”时期财政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理论指引与取向选择

“十四五”时期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战略期。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新市场财政学的“市场平台观”、“政府参与观”和“市场规则观”等,为财政支持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在多元化、网络状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企业和高校等不同创新主体依托市场平台开展互动,最终满足“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社会共同需要。财政在支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基础保障,促进新型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衔接,主要发挥动机激励、引导协调、杠杆撬动、风险兜底等作用。“十四五”时期,财政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从如下方面着手:立足于科研活动主体,完善财政对科技人才第一创新资源的激励机制;完善财政科技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机制,发挥好中央与地方引导科技发展的积极性;集中优势创新资源,充分发挥财政科技引导基金的杠杆撬动作用;构建差异化、普惠性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合理分担重大创新活动可能引致的公共风险。

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互联网+"战略不断推行的背景下,考察我国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的联动效应,掌握互联网与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运用2004-2017年陕西省时序数据,基于时序角度研究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区域创新投入和产出在长期内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在短期内促进区域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增加。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

本文从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的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动机和制约因素。资本逻辑要求债务减免主要以服务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输出为目的,对增强债务国的偿债能力效果有限,而且还会加剧国际不平等,因此往往难以满足参与约束。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减债方案即便在本质上仍体现了资本逻辑,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规则化减免方式的掩护下其也能满足参与约束并得以顺利实施,因而也被发达国家奉为国际范例。本文认为既要借鉴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方案规则化的经验,也应警惕隐藏在技术细节中的资本逻辑,推动债务减免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明增与暗补:民国时期云南地方财政资金的运筹

民国时期云南地方财政资金有预算内和预算外两种来源,一些重要的收入未纳入财政统计范围,地方财政的真实状况与官方公布的数据存在差异。账面上地方财政整体吃紧,屡陷险境;实际上通过预算内增收和预算外挹注,全省财政虽历艰难,但渐而转好。对比地方自理和国地统合两个时段云南财政增收的主要方法,可以发现地方财权并非越大越好,分权适当才是央地财权划分的关键。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对外援助——动机、特点和表现形式

援助活动中的成本承担方与受益方分离,具有准全球公共产品特征,因而面临供给激励不足问题。在回顾主要国家对外援助动机及互动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现实中用以缓解供给激励不足的手段及其对援助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性激励”手段常被用以缓解供给激励不足问题,具体表现为援助国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援助对象和方式进行筛选,甚至在援助中捆绑各类附加条件;“选择性激励”手段虽然有助于缓解供给不足,但是却使得援助活动成为援助国自身利益的延伸,甚至会引发多个援助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援助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既表现为主导权之争,也表现为议题层面的话语权之争,两方面竞争共同塑造了国际援助格局。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一方面要坚定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上推动国际援助体系变革,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构建有竞争力的发展议题,应对援助领域的话语权竞争。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城市财政收入增加——基于经验的假说与检验

利用2011-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财政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显著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通过稳健性检验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创新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西部城市受数字经济的促进效果最强,数字经济对城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同时,一地数字经济发展会对周边城市财政收入带来负向影响。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和重要手段。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2012—2020年各省份和地级市层面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使用三维Kernel核密度图描述二者的动态演进。在此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区域、不同水平和不同路径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存在异质性。

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发展不充分与不均衡的双重困境,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回应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针对当前财税体制弊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需要优化税收制度、加强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管理等,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美国财政赤字状况及其可持续性分析:基于蓬齐博弈与非蓬齐博弈的分析

2012年,作为全球经济霸主的美国面临着陷入"财政悬崖"的危机。危机虽已暂时解决,却再次为赤字状况频频告急的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揭示了当前美国财政所面临的严重收支矛盾。有鉴于此,本文以探讨美国的财政赤字状况及财政可持续性为目的,详细总结了美国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的历史走势及现状,并分析其政策、体制等方面的成因,然后在现有的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满足非蓬齐博弈条件的跨时预算约束理论模型,并根据历史数据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进行协整检验,最后以美国为鉴,反思我国财政运行面临的相关风险。

税收治理能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

税收治理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具有独特优势。本文以我国2004—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税收治理能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本文通过构建税收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共同富裕测度函数式来对税收治理能力和共同富裕进行量化测度,并通过构建动态计量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开展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税收治理能力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公共服务供给在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税收收入能力比执法管理能力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较为科学全面地检验了税收治理能力对共同富裕的激励作用,有助于在提升税收治理能力的同时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