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发展、监管与风险处置——基于地方性政策文件的研究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进行金融分权时,给予了地方政府金融发展权,使得地方金融快速发展,但未给予其金融监管分权。地方金融发展权与金融监管权的错位使得地方金融发展乱象丛生,风险聚集。通过整理2008年以来各地方发布的关于地方金融发展、监管与风险处置的政策文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省级政府地方金融发展和监管目标具有一致性,发布的文件类别主要为普惠金融、融资租赁和担保公司方面的;而市级政府金融发展和监管目标则围绕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为核心兼具一定的差异性。地方金融发展与地方金融监管具有连续性,政策发布高峰期集中于2015-2017年,地方金融风险整治重点从2011年的地方性交易所转向2016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

现代物流产业政策视域下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现代物流产业政策视角,提炼了现代物流产业对物流人才包含价值观、思维、知识和技能“四把火”的需求特征,发现了高校物流专业的人才培养还存在人才培养定位的时代性不强、课程体系设置的新颖性不足、教学方式的灵活性不够、师资队伍的专业性不强、校企合作的持续性不足等问题。高校应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采取现代物流课程体系、实施多元化教学方式、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和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五方面措施形成有利于现代物流人才培育的机制,以提高物流人才供给质量,助力中国现代物流体系建设。

中国碳金融的发展策略与路径分析

作为人类走向生态经济文明的切入点,低碳经济已进入各国的发展战略,碳金融作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备受瞩目。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转移碳交易风险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也包括碳保险、碳基金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中介活动及碳交易币种的确定等制度安排。碳金融发展的经验比较与路径分析表明,中国虽然是全球碳交易主要的供给方,但处于碳金融产业价值链的末端,低碳金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应以合并共赢、立足国内的发展策略,以相关立法、统一的碳交易体系、多角度的金融创新、激励政策和中介机构的培育来推动碳金融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金融组织和谐共生机制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金融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中出现了不和谐,政策性金融机构定位不清,中国农业银行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清,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缺少正面激励的共同环境,农村金融生态失衡。建立农村金融体系共生的模型,要从强化共生单元、完善共生模式及加强共生环境建设等方面构建我国农村金融和谐共生体系的制度安排。

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

笔者基于我国2007—2011年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并购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为对比,也分析了同时期民企上市公司并购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并购对于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的综合绩效从并购当年一直到并购后四年内的影响为负,但同时期并购对于民营企业的绩效影响则略有不同。我们认为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和代理成本上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两类企业在并购完成后的绩效有显著不同的原因。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和文中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一致。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的并购战略并没有达到提升企业综合绩效的目的。

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思考

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市场业务既是适应金融市场竞争格局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必然选择。本文从金融市场业务的概念、起源和发展、特征、意义等方面对金融市场业务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探讨。

FDI与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作用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联系的不断加强,FDI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探究金融发展在FDI影响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笔者以中国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尽管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FDI与金融发展的交叉作用却是显著的,即金融发展增强了FDI的溢出效应。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新思维——超市兴起与POS银行

本文借鉴人口稀疏国家允许通过超市POS机提供金融服务的先例,倡导在中国农村推广超市和商业银行结合的POS银行,并阐述了这种金融创新形式如何使各参与方受益。本文提出了通过商业银行和超市合作的POS银行,解决小额贷款中信息非对称性问题的方案。

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地区的融资渠道得以拓宽,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农村资金的外流,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农村金融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即农村金融的发展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即城镇化率的提高,不能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局面。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收益风险与宏观经济联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同质性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并讨论其收益和风险与宏观经济间的关系,使用数据为2003-2015年的月度数据,结果发现利率波动、CPI及房地产行业景气情况均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收益,CPI的变动滞后一期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变动。

浅析我国碳金融的发展与对策

在我国的经济转型进程中,低碳经济作为新兴技术和产业的代名词已被赋予了承担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任,成为我国政府追求的战略性目标。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可以说碳金融是我国践行低碳经济模式的最大充分条件。我国碳金融的崛起,将对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碳金融的发展在我国既是机遇,同时也有挑战。

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状态甄别和政策冲击研究

针对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状态,笔者改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的金融压力指数测算方法,精心选取能够实时有效地反映中国银行、证券和外汇市场风险的若干指标作为源指标,构建了适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金融市场压力指数,以及银行、证券和外汇市场的分市场压力指数。选取样本期为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并划分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和新常态时期。本文运用所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识别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极高风险事件,采用马尔可夫状态模型甄别了金融市场的两区制风险转变特征。此外,笔者首次尝试从金融市场风险视角去探究新时期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攀高的原因。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与EPU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压力会通过银行、证券和外汇市场刺激经济政策的颁布;高压力风险状态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比低压力状态更迅速持久。

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的视角

创业是中国在经济转型升级时期应对就业创造、产业升级等挑战的关键手段,而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流动,流动人口与城市创业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基于创业生态系统视角,构建流动人口与创业生态系统共同影响城市创业的理论模型,并基于497份中国城市样本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多样性特征对城市创业具有相反的作用,其中,规模维度负向影响城市创业,而多样性维度正向影响城市创业;创业生态系统的市场规模、创新能力、创业文化和金融资本要素均对流动人口与城市创业之间的关系起着中介作用,而政府规模、交通设施、互联网和人力资本要素均对流动人口与城市创业之间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该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的影响可能是直接影响,也可能是间接影响,而且流动人口的不同维度特征对城市创业的影响并不一致。为提升城市创业水平,各城市政府应该升级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结构;优化财政支出政策,树立有为政府目标;搭建人才交流平台,营造开放包容环境;优化市场和文化环境,丰富创业机会来源。

流动性视角下新三板改革对价格有效性与低流动性折价的影响研究

2019年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多项改革举措正式发布实施,如何量化改革效果是目前学界和全社会较为关注的重点。本文运用价格有效性模型和低流动性折价模型,对此次深化改革前后新三板市场进行量化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改革后新三板市场整体的价格有效性和流动性得到了切实提升,改革举措有效改善了新三板长期的低流动性状况,市场交易定价效率得到了提高。研究也印证了差异化改革对各层次股票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亦为北交所的设立及发展奠定了基础。

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内在耦合性及其挑战性分析

自2013年代表着金融供求内生力量的民间金融爆发以来,互联网金融模式应运而生、迅速崛起,将被传统金融所排斥的部分群体纳入服务范围内,与普惠金融呈现出高度契合、相互促进的趋势。本文通过梳理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状况,阐述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普惠金融所具有的内在耦合性,并在次基础上分析互联网金融在普惠性所面临的挑战,在健全征信体系和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提出建议,使之更好地为普惠金融相融合。

金字塔结构下两权分离损害企业绩效吗?——基于民营化后上市公司经济效果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8年度民营化上市公司325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现金流权和投票权对企业价值具有激励作用,目前的两权分离状态没有引起公司价值的损害,相反还有微弱的正向作用;资产负债率和资产规模有正向影响作用,民营化上市公司"未老先衰"现象严重。研究增进了对民营化后上市公司经济效果的认识。

国际反洗钱金融情报集团组织体系进展与启示

国际反洗钱金融情报合作机制进展主要包含两个重要内容,即:组织体系进展和制度体系进展。以埃格蒙特集团为核心的国际反洗钱金融情报合作组织体系进展,尤其是成员机构规模发展和全球覆盖水平提高,给我们如下启示:成员机构扩张必将有力推动世界范围内反洗钱金融情报合作"国际标准化"发展,而金融情报合作的"国际标准化"发展,客观上会对非成员机构的金融情报合作形成压力,并使非国际标准化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和没有效率。因此,尽快择时加入该情报集团,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反洗钱活动的必选。

保险发展对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门限模型的实证检验

研究证实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已有的大部分基于国别层面的分析,笔者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保险发展对各省份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以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为基础,利用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保险发展对各省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计量模型借鉴Hansen(1999)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根据数据的内在信息识别出具体门限水平,得到最优分组。文中选取人均实际收入为门限变量,通过检验把各省份分为低收入地区、中低收入地区、中高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四组。实证结果表明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线性;当某省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开始产生显著的、递增的促进作用。分别考虑寿险业和财险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一致的结果。本文的结论印证了"经济越发展,保险越重要"这一论断。

中国洗钱刑事定罪立法研究

洗钱刑事定罪立法是整个刑事立法框架中一个特殊的部分。随着中国开放程度提高和经济发展与国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洗钱刑事犯罪治理已逐渐上升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治理问题。而与此相对应,中国洗钱刑事定罪的立法进程、立法现状也成为反映中国洗钱犯罪刑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外汇市场风险传染与中国金融风险防控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得全球外汇市场剧烈震荡。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疫情发生前后全球外汇市场风险网络变化、疫情冲击对全球和中国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以及基本面和政策等因素对该影响的增强或缓释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从疫情发生前后全球外汇市场风险溢出结果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外汇市场中主要的风险输出者。新兴市场国家自身汇率风险较高,且在疫情发生后其汇率波动幅度更大。(2)从疫情病例对外汇市场风险回归结果来看,确诊病例增多的不利消息显著增加了外汇市场的风险水平,且影响效果高于治愈率提高这一有利消息的风险缓释作用。进一步来看,其他金融市场的风险共振效应会放大疫情冲击对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实体经济和政策的风险分散效应会减弱疫情冲击的影响效果。(3)从中国外汇市场来看,疫情发生前后,中国外汇市场波动率呈递增态势,且中国由风险输出方转向风险接受方,防控输入性风险是当务之急。进一步地,中国实体经济风险高时,解决国内经济发展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但防范输入性风险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