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高校旅游的客源市场研究——以中山大学(南校区)为例

根据2003年3月15日至4月30日对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区)93名游客的抽样调查资料,同时结合其他资料,初步分析了广州高校旅游的客源市场特征,并对发展广州高校旅游提出了一些建议。

金属硫化物矿山环境地球化学研究述评

矿业活动对矿山地球化学环境及周围的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影响。金属硫化物矿山开采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酸性废水,浸滤出大量的重金属离子,它们和固体废弃物已成为金属矿山采选业的三大环境公害和重要的环境污染源。文章述评了这三种污染源的环境地球化学效应,提出需要进一步加强矿山环境的矿物转化过程中环境地球化学信息的提取和识别,揭示复杂条件下酸性矿山废水中金属的形态、转化过程及其生态效应,建立相应地球化学演化模型,为矿山环境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自然资源碳汇价值的碳补偿机制研究——以广西111个县域为例

生态补偿作为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中国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探索建立基于自然资源碳汇价值的碳补偿机制,健全广西生态补偿政策体系,以广西111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20年经济社会统计数据、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以及碳收支核算有关参数等,采用碳收支核算法、县域碳补偿模型、项目碳补偿模型等方法,研究分析不同碳补偿模式下的碳补偿主体、碳补偿对象、碳补偿标准、碳补偿金额等。结果表明:(1)从显化自然资源碳汇价值的视角,可以通过构建县域碳补偿机制和项目碳补偿机制完善广西生态补偿机制;(2)广西111个县域中,82个县域碳排放量大于碳汇量,仅有29个县域碳排放量小于碳汇量,38个县域属于碳补偿支付区,73个县域属于碳补偿获补区,县域补偿额度差异较大;(3)项目占用自然资源碳补偿标准最高可达到1 246.14元/hm2。基于上述研究,为推动广西低碳协调发展,建议从实施县域横向碳补偿、明确县域碳补偿资金使用规则、设立碳汇有偿使用费、创建县域低碳共建模式等方面完善碳补偿政策体系。

广西自然资源低碳政策演进过程及特征研究——基于2007—2022年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科学认识和把握广西自然资源低碳政策演进过程和结构特征,对统筹推进新时期广西自然资源低碳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以广西2007—2022年自治区级部门出台的自然资源低碳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效力评估模型、政策工具分类、共词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1)广西自然资源低碳政策发展历程分为生态文明探索期、生态文明建设期、低碳战略布局期、生态价值转化期4个时期;(2)广西自然资源低碳政策的政策力度较强,政策目标多为定性且覆盖面窄,政策措施多样但描述笼统,政策反馈机制待健全;(3)政策工具以强制型为主,种类丰富但配比失衡,同质化问题突出。可多措并举提高政策效力,丰富政策工具组合,以提高广西自然资源低碳政策质量。

大数据与数学地球科学研究进展——大数据与数学地球科学专题代序

大数据与数学地球科学的核心应用技术包括高维数据降维、图像数据处理、无限数据流挖掘、机器学习、关联规则算法与推荐系统算法等。人工智能地质学,包括大数据-智能矿床成因模型与找矿模型的构建,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方向。高维数据降维旨在从初始高维特征集合中选出低维特征集合,有效地消除无关和冗余特征,增强学习结果的易理解性。哈希算法、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是较常用的数学降维工具。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使计算机具有智能的根本途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各种基础问题的统一性观点正在形成。深度学习的训练模型往往需要海量数据作为支撑,因此迁移学习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图像模式识别是大数据挖掘的重要技术。网络中的社区结构识别对理解整个网络的结构和功能有重要价值,可帮助分析、预测网络各元素间的交互关系。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是实现大数据可视化的重要方向,对具有多元、异构、时空性、非线性、多尺度地质矿产勘查数据的展示要求有特别的价值。引入VR技术进行矿产地质大数据的可视化,可实现大数据时代矿产勘查数据的新认知。无限数据流在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监测中大量存在,甚至可以持续自动产生。对数据流数据的计算包括对点查询、范围查询、内积查询、分位数计算、频繁项计算等。关联规则和推荐系统算法是大数据挖掘中的重要算法,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贝叶斯原理在大数据时代有独特的价值,贝叶斯网络是成因建模的一个革命性工具。智能地质学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大数据-智能矿床成因模型与找矿模型是智能地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矿床模型研究方式的变革,将出现于互联网、云计算技术环境下全球各地的矿床研究团队的共同参与。

河流沿岸土壤对上游矿山及矿山开发的环境地球化学响应——以广西刁江流域为例

刁江流域上游的矿山和矿山开发引发了显著的土壤环境地球化学变化,突出表现是沿岸形成了严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带。污染带的分布与近20多年来的洪水淹没区和引水灌溉区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上游地带的土壤污染区有明显的尾砂沉积,污染呈显性状态,而下游地带的尾砂沉积现象不明显,污染表现为隐性。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土壤中的As、Pb、Zn、Cd含量均异常高。水田的犁底层对污染物质具有明显的隔断作用,而旱地淀积层中的污染物含量比较高,对污染物质的隔断作用不明显。污染耕地上生产的玉米中的Cd、Pb、Zn含量和大米中的Cd、Pb含量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华南地区含硫化物金属矿山生态环境中的重金属元素地球化学迁移模型--重点对粤北大宝山铁铜多金属矿山的观察

粤北大宝山是华南金属成矿带的大型铁铜、铅、锌、钼等多金属综合性矿床,富含硫化物,位于北江支流横石河的上游分水岭,流域封闭性很好。矿山开发引起横石河下游的上坝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癌症"村,部分村民出现"痛痛病"疑似症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对下游引发的严重污染,该矿山成为研究湿热地区含硫化物金属矿山重金属元素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迁移的理想场所。以Zn为例,该矿山重金属元素从矿体中向生物体迁移过程经过尾砂/水反应界面、水/沉积物反应界面、土壤/间隙水溶液界面和土壤/植物界面4个重要的反应界面。其中,尾砂/水反应界面控制重金属从源头尾砂中的释放;水/沉积物反应界面控制重金属在水体中与河流沉积物的沉淀与释放的平衡;土壤/间隙水溶液界面控制土壤生物有效性;土壤/植物界面控制生物对重金属的吸收与利用。4个界面的介质间相互作用较好地刻画大宝山矿山因为开采,重金属元素从内生环境中曝露出来,然后在表生环境中释放、迁移、转化、归宿的迁移模式。上述认识对矿山重金属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改变重金属迁移反应界面的条件,可以阻断矿山元素的迁移,达到污染治理的目的。

河流对矿山及矿山开发的水环境地球化学响应——以广西刁江水系为例

矿产资源以其不可再生性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而备受世人关注。广西刁江流域的源头地带是著名的大厂矿区,较典型地反映了矿山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关系。重点解剖刁江流域矿山及矿山开发的环境响应,探讨水环境响应。结果表明,刁江流域对上游的矿山开发存在着显著的环境响应现象,在距矿区200km以外的下游地带仍然可以观察到这种响应;刁江河水被严重污染,河床上沉积了大量尾砂。严重的水环境污染破坏了河流水生生态系统,曾造成刁江中上游河段鱼虾绝迹。河床上的尾砂沉积范围广、厚度大,重金属As、Pb、Zn、Cd含量非常高,除直接危害了水环境质量外,还造成河道泄洪能力下降和洪水淹没范围的扩大,构成对沿江土壤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严重威胁。

粤北大宝山矿酸性排水中铅元素环境地球化学

粤北大宝山铁多金属矿床的开发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采选冶产生的酸性排水及固体废弃物堆积的淋滤酸水,携带浸滤出的大量重金属离子流入下游河道,严重影响矿区及酸水流域的生态环境。结果表明,河流水中高Pb含量直接源于尾砂,并受水体pH值的显著影响。河流底泥能够大量聚集水体中的Pb,在水体pH值降低时,相对稳定存在的Pb会被再次从河流底泥中释放出来,形成河流二次污染。土壤中Pb含量受土壤pH值和土壤粒度的影响,食用蔬菜中Pb的高含量由土壤Pb高含量决定,并受土壤pH值的影响,通过改善农业灌溉水质,提高土壤pH值,可以降低蔬菜重金属Pb含量。

大数据时代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反思——《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17大数据专辑代序

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有两种:演绎法和归纳法。演绎法是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演绎推理的主要形式是三段论法。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是从个别事实归纳出普遍性结论的方法,是从个别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的思维方式。大数据方法不同于上述方法,大数据的本质是用海量数据代替少量样本,用混杂数据代替精确数据,用相关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由此引发的宏观性和直接性是传统的认识方法所难以完全替代的。大数据方法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是继演绎法和归纳法之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第3种工具。大数据研究的结果具有真理性和预测性,是大数据研究的热点和核心。

矿山资源环境一体化思想框架及其应用研究

矿山资源和矿山环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矿山资源是矿山环境的组成部分,是有经济价值的环境;矿山资源的开发过程同时也是环境的改变过程,由矿山资源开发而引起的环境问题,往往是资源不合理利用的结果;矿山环境污染物(如固体废弃物)存在二次开发或资源化的可能。重点探讨矿山资源环境一体化思想框架,并针对广西刁江流域矿山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资源浪费与严重的环境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开发对策。

区域可持续发展机制响应:资源环境一体化中的京津冀产业转移研究

从区域可持续发展机制响应,探讨和认识资源环境一体化条件下京津冀产业转移的实现途径。指出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只有客观面对区域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开放性和生产要素的差异性,才能实现区域开发要素的优势互补。提出了在资源环境及生态容量约束背景下,如何建立区域开发与城市空间整合的机制,以实现区域产业转移协调和结构调整的思考和建议。

广东河台金矿尾矿库金属硫化物环境地球化学效应

对河台金矿尾矿库中尾矿、尾水及生长植物进行采样分析 ,研究了尾矿库剖面中金属硫化物的环境地球化学效应 ,结果显示金属硫化物的化学风化作用呈规律性变化 ,从而导致尾水的 p H值降低 ,游离态重金属离子浓度增加。通过对水生植物凤眼莲和尾矿坝上的植物蜈蚣蕨的分析发现 。

粤北大宝山矿废水中锌的环境地球化学

粤北大宝山铁多金属矿床的开发给周围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采选产生的酸性废水携带浸滤出的重金属离子流入横石河,严重影响矿区及其下游的生态环境。从尾砂、水体、河流底泥、土壤以及食用蔬菜探讨整个环境系统对锌的环境响应。结果表明,河流水中高锌含量直接源于尾砂,并受水体pH值的显著影响;河流底泥能够大量聚集水体中的锌,在pH值高时,相对稳定存在,当水体pH值降低时,锌会被再次从河流底泥中释放出来,形成河流二次污染;土壤中锌含量和土壤pH值有良好正相关关系;食用蔬菜中锌的高含量受土壤的锌总量决定,并受土壤pH值的影响,通过改善农业用灌溉水质,可以降低蔬菜重金属含量。

海南西部资源环境一体化研究

传统发展模式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迫使人类思考去寻求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资源环境一体化就是适应此背景的新兴发展理念。以海南西部沙地环境资源化与山区资源环境化的发展实践,实证分析了资源环境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机制。按资源与环境是可相互转化的这一资源环境一体化理论基础,海南西部干旱与多沙的环境可将其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而针对山区资源过度利用的现状,则通过实施设立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实行保护性开发,实现山区资源环境化。重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思想、资源与环境的同源性与资源时效性、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环境政策的完善与严格、政府与企业推进是促进资源环境一体化的主要推动机制。

中国矿山环境及尾矿资源化的研究展望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矿业生产方面,中国的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表现在矿产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加强矿山环境保护不仅关系到矿山本身能否持续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区域和全局能否持续发展(邹知华灯,1994;王志宏等2005)。在矿产资源所导致的环境问题中,尾矿的堆积既侵占了大量的土地还很容易引发二次污染。中国大量伴生矿的尾矿中有用组分价值大大超过了主矿产的价值,这使得开发利用尾矿具有巨大的环境和经济双丛效益。因此。

地球物理方法在矿产资源探查中的运用

地球物理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找矿手段,反映了地质异常体与周围环境在物质和结构方面的差异性。随着信息以及空间分析技术的发展,地质体的异常可以通过地球物理数据资料的处理分析获得,并在资源评价、成矿预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

秦岭地区硅质岩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及研究展望

在全球板块构造格局中,中国大陆位于欧亚板块的东南部,东邻俯冲的太平洋板块及其俯冲带,南接印度板块及与欧亚板块的碰撞造山带,处于欧亚板块、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三大板块交汇的特殊区域,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制约着中国大陆中新生代以来的板块运动和板内构造作用.中国大陆中东部地区可划分为三大基本构造单元:华北陆块、扬子陆块及其之间的秦岭一大别造山带.地史上,受加里东-海西期俯冲-碰撞作用,致使扬子大陆被动陆缘在地幔热流上涌时引发南秦岭陆缘裂谷作用,继而在古特提斯扩张叠加下勉略洋扩张打开,并直接造成南秦岭陆内地壳伸展及断陷盆地形成.除在古生代沉积建造中酿造多种类型的含矿岩系外,重要的是在断陷盆地中形成一大批超大、大、中小型热水沉积型层控铅锌矿床.硅质岩是造山带中分布较为广泛的岩石类型之一,在秦岭地区也同样广泛发育,并且与矿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汕头经济特区土壤环境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地球化学响应

通过对汕头经济特区115个土壤表层样品中8种重金属元素的分析测试,初步摸清了各区(县)土壤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状况。研究区土壤中Hg、Pb两元素分别有70.43%和56.52%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除As元素外,其余元素均有不同程度的累积。对照广东省土壤环境背景值,各重金属元素的累积效应更为明显,其中Cd元素更是100%超标。各区(县)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由于地理位置及工业分布不同而产生差异。应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可将研究区8种重金属元素归因为4个主因子,并分析了主因子对应的污染物来源。

钦杭成矿带南段热水沉积铅锌矿地球化学研究

钦-杭结合带是指扬子与华夏两大古陆块碰撞拼贴形成的巨型构造结合带,西南由广西钦州湾,经湘东南和赣中,往北东延伸到浙江杭州湾,呈北东向反S形展布,全长约2000 km,宽100~150km。前人对结合带北东段界限划分比较清楚(水涛等,1987;杨明桂等,2009;饶家荣等,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