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申政治现代性的基调:极化年代的政治哲学

西方社会日益严峻的政治极化冲击了政治现代性的一些基本价值,但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个人主义、领域分立和进步主义形成了政治现代性的三个不稳定的支点,其中,进步主义可以有强、弱不同的版本,前者对个人主义和领域分立具有颠覆效应;个人主义虽然与传统社群主义分道扬镳,但承认与尊严的社会维度却为群体本位的差异政治留下了空间。极化年代的政治哲学要重申政治现代性的基调,就需要凸显个人尊严的社会基础,同时从社会科学理论上探索社会工程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对其展开道德批判。与此同时,积极介入关于善观念的公共讨论并主动参与技术批判,也是现代政治哲学推进现代性自我救赎的重要工作。

以整全性视野探究政治现代性的新形态

在当前的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是最响亮的政治表达和促进政治凝聚的强心剂。在学理上,我们不能只是重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史,也不能停留于对“强起来”的未来愿景作进一步畅想。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或许应该是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提出的两个相当简约但却极有分量的判断之中: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二,这个百年历程中探索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理解这两个论断的政治学意涵,不仅关乎政治学研究的知识构造,而且也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于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

数字化政党:一个非类型学的理论框架

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塑造了以实时、互动、算法为基本特征的全新政治逻辑,不仅推动“社会人”走向“数字人”的数字解放过程,更对当代政党提出了在技术上和伦理上进行转型调适的总体要求。有别于迄今各种静态化的数字政党类型学,数字化政党概念强调当代政党的数字转型是一个动态可变的混合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社交化的工具语境下的技术混合;二是在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和温和的数字革新战略之间进行选择和平衡的战略混合;三是在改革调适的预期目标和非预期风险之间的结果混合。作为一个非类型学的分析框架,数字化政党概念揭示了政党在数字时代生存延续的发生机制,开辟了一项数字化转型竞争类型学的研究议程,指向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政党研究定式的反思和超越。

从前现代增长到现代增长——政治发展与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

要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考虑前现代制度背景下启动分工革命与维持现代增长的不同制度需求,还需要考虑两阶段增长制度的连续平稳过渡。因此,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匹配一个基本要素和内在逻辑一致的政治发展进程。一是通过制度化国家利维坦的发展来保障对制度租金的革命能力;二是通过法治的发展来防止权力机会主义;三是通过对外责任制的发展来维持改革的可信承诺。文章认为,政治制度围绕这三个方面的动态调整和互相协调构成了实现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