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东渡的中国戏曲文献考

日本所藏中国戏曲十分繁富,大多在江户时期就已经东渡。本文根据传世文献,对江户时期东渡的曲籍加以稽考,并注明今日传存情况。统计表明《西厢记》版本东渡最多,其次为《红雪楼九种曲》、《琵琶记》、《牡丹亭》、《笠翁十种曲》等,从中亦可概见对中国戏曲的具体接受状况。又,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就已有《审音鉴古录》东渡的记录,证明此书初刻于乾隆后期,通行的王继善刻本确是在道光间据旧版修补重印而成。

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考

《四太史杂剧》 ,仅存日本大谷大学 ,含明杨慎《洞天玄记》、王九思《游春记》、胡汝嘉《红线金盒记》、明陈沂《苦海回头记》 ,万历间新安刊本。《金盒记》为孤本 ;另三剧在版本上别具价值。此书实系明焦选录 ,授意门人孙学礼编校刊行。从龙洞山农所作序文 ,可见明代著名理学家焦对于晚明以金陵为中心的戏曲评论与刊刻活动的巨大影响。

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通过孤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现存四卷与通行苏诗百家注的对比,总结以赵次公为代表的早期苏诗注家在总结用典之法、释词、阐释诗意及评论等方面的成就,揭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广东释道著述考》与海云系佛教文献研究

以函禅师为核心的佛教海云系僧人和居士,是清初岭南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宗教、文学群体。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研究的冼玉清先生在其晚年,曾费十馀年之功撰成《广东释道著述考》。此书以完善的体例,对海云系佛教文献做了详备的著录与考释,为研究这个法系的禅史奠定了文献基础。这部分内容实为《广东释道著述考》的最重要价值所在。

《中国戏本》导论

《中国戏本》（The Chinese Drama）是英国人威廉·斯坦顿所著之作。他于1873年加入香港警务署（Hong Kong Police Force）,担任驻港警官24年,精通汉语。在港期间,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英国警探,长期坚持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刊载短篇粤剧与俗曲歌謡的翻译;他利用职务之便,用流利汉语与中国人交流,从而得以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

莊士敦和他的《中國戲劇》

莊士敦,英國人,1874年出身於蘇格蘭愛丁堡,先後在愛丁堡大學和牛津大學莫德琳學院就讀。1898年,他以東方見習生的身份被派往香港英殖民政府,1904年被派往威海衛擔任要職,4年後,在李鴻章次子李經邁的推薦下成爲年僅14歲的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離任回國後,莊士敦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擔任漢學教授,並在1935年把自己16000餘卷藏書全部捐贈給了該校圖書館;由於他在北京的宅院的正廳挂有溥儀親筆題寫的'樂静山齋'

环境史视野下的北宋黄河改道——评《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

美国波士顿学院张玲副教授的《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一书,因致力于解决北宋中后期黄河改道与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密切关系,获得2017年美国环境史学会颁发的最佳环境史图书奖。全书共八章,前后四章分别回答了"黄河为何侵入河北平原"以及"黄河入侵后八十年内对河北乃至北宋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作者在书中运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提出了"黄河—河北环境复合体""水利消费模式"等重要理论,有力挑战了传统水利史或经济史中的一些论点,是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本佳作。

历代贡荔新论

荔枝进贡始于汉,迄于清,在各主要朝代绵延不绝。然今人所论,集矢于唐,争议于贡由巴蜀还是岭南。其实放宽视界,发掘新材料,则争议自息。汉初开始由岭南进贡干荔,至清犹存,后加入闽地;汉和帝开始由岭南进贡鲜荔,也绵延至清,后加入闽地,唯在清代则有盆栽鲜荔枝与蜜渍荔枝之别。贡荔自嘉庆渐减,至道光九年下旨停供盆栽鲜荔,唯余少量蜜渍荔枝以备祭礼等需要,沿续千余年的贡荔史渐告终结。与官方贡荔并行的,则是贾人市荔,即贾人由产地采购运自北方都市销售。资料表明唐采购自蜀,宋则自闽;鸦片战争后,蒸汽动力船引入中国,则粤闽之鲜荔得以大行于都市。利用新发掘的史料系统梳理贡荔的历史及其变迁,对农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

《香囊记》的作者为宜兴老生员邵璨,该书经宜兴生员杭濂字道卿与武进生员钱孝号西青"帮帖"而成。杭濂弱冠时即与都穆、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倡为古文辞,相交数十年,文徵明为其遗集作序;钱孝为杭濂兄杭淮早年之师,亦与此一吴中文人圈来往密切。从杭濂的生卒推断,邵璨大约生于成化元年(1465),卒于嘉靖十年(1531)前后。而《香囊记》当作于正德十年(1515)之后,嘉靖五年(1526)之前。当时太湖东南一带有一批背景相似、地域相邻且有所交集的生员投入南戏创作。此剧的出现,真正开启了以文人视野和文人笔法作剧的时代。这是民间南曲戏文走向文人传奇的转折点,因而应给予高度评价。至于旧说《香囊记》作者为邵给谏、邵弘治(邵宏治、邵半江、邵珪)等,乃因邵珪(1441—1488)字文敬,官居高位,为邵璨同乡前辈,两人字音相近,被附会而致。

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书.礼乐志》所载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不是同一首曲子而是不同的两首曲子。《房中祠乐》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用时兴楚声以变周旧曲《房中乐》而成的乐曲,所祠为高祖自范氏至丰公的历代祖先。《安世房中歌》则是孝惠二年乐府令夏侯宽用审定之后的新乐与新采选的歌词合乐而成的歌曲,词作者为惠帝时代的相当一批文人。《安世房中歌》题名中的"房中"二字,是合二字而成的一个称呼宗庙中某一宫室的专有名词,不能直剖为二而解其为"房之中"。《安世房中歌》的"未有祖宗之事",既不是因为高祖的祖先无功德可歌,也不是因为战国末年以来兴起的‘五德轮回’观念的影响,而是惠帝时统治上层对高帝在宗庙中的位置所做出的定位以及汉代所形成的独特的庙制使然。《安世房中歌》中的六个"孝"字,乃表达惠帝尊祖立庙的意图和目的,发布汉家的家法,而不是称颂高帝的能以孝治天下。《安世房中歌》中的"桂华"、"美芳"实为诗句中的语词,不能视为二诗章之名。上古歌诗章节的长短通常是取决于章曲的长短,将《安世房中歌》按文理分章以备十七章之数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孟子心性论的逻辑架构

在战国中期的人性论思潮中 ,不同于告子 ,孟子认为 ,完整的人性结构包括义理当然性之性、生物性之性两个部分 ,其中前者居于关键地位。通常所说的“性善论” ,实际说的就是义理当然性之性是善的。性善论也具体地展开为两个方面 :“性本善”涉及了本体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 ;“性向善”涉及了功夫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为了进一步彰显性善论的道德激励功能 ,孟子继而原创性地开启了“以心善言性善”的基本思路 ,并揭示了“四心”与“四德”的微妙关联 ,最后把“本心”既解释为本体论的实在 。

“汉家尧后”说考论

两汉时期曾有“汉家尧后”一说的流行。此命题旨在证明尧帝是汉家天子的“祖先”,而汉朝统治是尧帝神圣统绪的光大。只有从文化背景入手,结合上古的崇圣观念与正统观念,才能正确把握“汉家尧后”说产生的思想根源。而“绍休圣绪”与刘家实际上“起于巷闾”的矛盾,则是汉朝统治者炮制“汉家尧后”说的直接动机。“汉家尧后”说的产生与王莽篡位阴谋无关,它是汉朝政治需要的产物,最早出自谶纬,文献依据在《左传》中。

关于章组声母翘舌化的动因问题

关于章组声母翘舌化的动因问题麦耘１中古章组声母只出现于三等韵中，一般拟作舌面前音等，喻世长先生１９８４和麦耘１９９１拟作舌叶音等；它们的今音念翘舌音（舌面后音）等，也就是说发生了翘舌化。它们原先的舌面前音或（舌叶音）声母同三等ｉ介音拼合得很好，为什么...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

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该文探讨了章句的特征及其与传、说、故等注疏体裁的差别,章句与章句之学产生的时间,以及章句之学兴盛和衰落的原因。作者认为,章句作为一种注疏体裁,出现于春秋末期;而章句之学作为一门学术,则产生于西汉宣帝时期。章句之学在两汉时期兴盛一时,与实行文化专制与学术禁锢的皇帝的鼓励、支持有关,也与经学各派维持与扩充自身势力的需要有关。章句与师法、家法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于师法、家法本身;章句也不是今文经学派所专有。章句之学后来渐至繁琐,遭到诟病,并最终走向衰落,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封闭的学术体系,而且在于它的注解方式对于阐发义理存在先天性缺陷。

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两汉德制,曾经历过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后汉书》所记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始正火德”事,向来被注家认为是汉朝实行火德制的开端,古今鲜有异辞。该文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证明,光武帝并非汉朝火德制的始作佣者;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而火德制亦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4年)取代了土德制。所谓“始正火德”,是针对新莽的土德“伪统”而言的,意为东汉始循西汉传统,以火德制为正统制度。

毛笔书法文化遗产之初探

书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目今已经得到国家的重视,但作为学术的讨论,则才刚刚开始。本文旨在探讨书法这一非物质遗产的特性、用途和意义。基本的观点是:书法是中国的民族和传统艺术的代表作,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性质;其用途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书写行为,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承载;书法这种传统的艺术样式,若是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中来探讨,将会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在非物质的视野下,书法将会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从艺术学、文化学作全新的研究。

《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

《孟子节文》在历史上只从1394年至1411年“合法地”存在了17个年头。在孟子升圣、《孟子》升经以后,朱元璋之所以还敢于以政治强权去强暴这个圣人和他的经典,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家以“道德相”制衡“政治王”的激进理想,根本不利于他通过废除固有的宰相制度、从而营造明代的集权政治模式。尽管《孟子》文本的复原,仿佛表明传统儒家在“道德王国”与“权力王国”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道德王国”的思想者们在集权政治模式下的“真实命运”,乃至一代代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坎坷经历,却是意味深长的。

顾太清与龚定庵交往时间考

顾太清的《桃园记》传奇,演萼绿华与白鹤童子相恋结合故事,实寓本人情史。太清初嫁某付贡,不久寡处,在嘉庆末与荣王府奕绘贝勒相恋,遭王府长辈拒绝。至道光四年(1824)才有转机,嫁为侧福晋。而奕绘去世后三月,太清母子即被婆母逐出家门。相传太清被逐,缘于与龚自珍有"暧昧之事",即所谓"丁香花"疑案。近人孟森、苏雪林已辨此说之非。但龚、顾二人相识并有过诗词唱和,则无疑问。今以太清初次守寡至嫁入荣王府的经历与定庵在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五年间(1819-1825)的事迹相比照,参酌新发现的近人关于龚、顾关系的资料,并印证龚氏诗作,推定太清在道光三年(1823)前,已与定庵相识相慕,定庵在此年前后所写的若干诗词亦是为太清而作。

《词谑》作者确为李开先——与吴书荫先生商榷

吴书荫《〈词谑〉的作者献疑》一文主要据明徐复祚《南北词广韵选》所引材料,认为《词谑》中“词套”、“词尾”两部分出自康海之手,《词谑》为李开先和康海两人著作的合刊本。本文详核同书,认为吴文存在材料理解错误和引录证据不全等问题,其结论难以成立。徐复祚所引当为万历间刻本《词谑》,并因此书未题撰者姓名而误以为出于康海之手。所以不能据徐复祚的之说来否定李开先的著作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