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释道著述考》与海云系佛教文献研究

以函禅师为核心的佛教海云系僧人和居士,是清初岭南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宗教、文学群体。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研究的冼玉清先生在其晚年,曾费十馀年之功撰成《广东释道著述考》。此书以完善的体例,对海云系佛教文献做了详备的著录与考释,为研究这个法系的禅史奠定了文献基础。这部分内容实为《广东释道著述考》的最重要价值所在。

历代贡荔新论

荔枝进贡始于汉,迄于清,在各主要朝代绵延不绝。然今人所论,集矢于唐,争议于贡由巴蜀还是岭南。其实放宽视界,发掘新材料,则争议自息。汉初开始由岭南进贡干荔,至清犹存,后加入闽地;汉和帝开始由岭南进贡鲜荔,也绵延至清,后加入闽地,唯在清代则有盆栽鲜荔枝与蜜渍荔枝之别。贡荔自嘉庆渐减,至道光九年下旨停供盆栽鲜荔,唯余少量蜜渍荔枝以备祭礼等需要,沿续千余年的贡荔史渐告终结。与官方贡荔并行的,则是贾人市荔,即贾人由产地采购运自北方都市销售。资料表明唐采购自蜀,宋则自闽;鸦片战争后,蒸汽动力船引入中国,则粤闽之鲜荔得以大行于都市。利用新发掘的史料系统梳理贡荔的历史及其变迁,对农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考

《四太史杂剧》 ,仅存日本大谷大学 ,含明杨慎《洞天玄记》、王九思《游春记》、胡汝嘉《红线金盒记》、明陈沂《苦海回头记》 ,万历间新安刊本。《金盒记》为孤本 ;另三剧在版本上别具价值。此书实系明焦选录 ,授意门人孙学礼编校刊行。从龙洞山农所作序文 ,可见明代著名理学家焦对于晚明以金陵为中心的戏曲评论与刊刻活动的巨大影响。

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通过孤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现存四卷与通行苏诗百家注的对比,总结以赵次公为代表的早期苏诗注家在总结用典之法、释词、阐释诗意及评论等方面的成就,揭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明清小说研究论文索引(1994年7—9月)

总论 从孔子的“小道观”到梁启超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试论我国小说观念的转 换更新/蔡景康‖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中国戏本》导论

《中国戏本》（The Chinese Drama）是英国人威廉·斯坦顿所著之作。他于1873年加入香港警务署（Hong Kong Police Force）,担任驻港警官24年,精通汉语。在港期间,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英国警探,长期坚持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刊载短篇粤剧与俗曲歌謡的翻译;他利用职务之便,用流利汉语与中国人交流,从而得以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

环境史视野下的北宋黄河改道——评《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

美国波士顿学院张玲副教授的《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一书,因致力于解决北宋中后期黄河改道与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密切关系,获得2017年美国环境史学会颁发的最佳环境史图书奖。全书共八章,前后四章分别回答了"黄河为何侵入河北平原"以及"黄河入侵后八十年内对河北乃至北宋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作者在书中运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提出了"黄河—河北环境复合体""水利消费模式"等重要理论,有力挑战了传统水利史或经济史中的一些论点,是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本佳作。

莊士敦和他的《中國戲劇》

莊士敦,英國人,1874年出身於蘇格蘭愛丁堡,先後在愛丁堡大學和牛津大學莫德琳學院就讀。1898年,他以東方見習生的身份被派往香港英殖民政府,1904年被派往威海衛擔任要職,4年後,在李鴻章次子李經邁的推薦下成爲年僅14歲的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離任回國後,莊士敦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擔任漢學教授,並在1935年把自己16000餘卷藏書全部捐贈給了該校圖書館;由於他在北京的宅院的正廳挂有溥儀親筆題寫的'樂静山齋'

“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

《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

《香囊记》的作者为宜兴老生员邵璨,该书经宜兴生员杭濂字道卿与武进生员钱孝号西青"帮帖"而成。杭濂弱冠时即与都穆、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倡为古文辞,相交数十年,文徵明为其遗集作序;钱孝为杭濂兄杭淮早年之师,亦与此一吴中文人圈来往密切。从杭濂的生卒推断,邵璨大约生于成化元年(1465),卒于嘉靖十年(1531)前后。而《香囊记》当作于正德十年(1515)之后,嘉靖五年(1526)之前。当时太湖东南一带有一批背景相似、地域相邻且有所交集的生员投入南戏创作。此剧的出现,真正开启了以文人视野和文人笔法作剧的时代。这是民间南曲戏文走向文人传奇的转折点,因而应给予高度评价。至于旧说《香囊记》作者为邵给谏、邵弘治(邵宏治、邵半江、邵珪)等,乃因邵珪(1441—1488)字文敬,官居高位,为邵璨同乡前辈,两人字音相近,被附会而致。

借鉴与创新——日本明治时期中国戏曲研究对王国维的影响

众所周知,王国维为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奠基者,其著述曾给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以巨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也曾给予王国维以巨大影响。王国维对戏曲的一些重要看法,如悲剧说、元明戏曲之差异说、元剧关目简陋说等明显受到笹川临风等人的影响,他用"戏曲"一词作为中国古代戏剧的总称,也是转取自东瀛。故对以王国维为中心的近代中日学术文化的相互影响,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书.礼乐志》所载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不是同一首曲子而是不同的两首曲子。《房中祠乐》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用时兴楚声以变周旧曲《房中乐》而成的乐曲,所祠为高祖自范氏至丰公的历代祖先。《安世房中歌》则是孝惠二年乐府令夏侯宽用审定之后的新乐与新采选的歌词合乐而成的歌曲,词作者为惠帝时代的相当一批文人。《安世房中歌》题名中的"房中"二字,是合二字而成的一个称呼宗庙中某一宫室的专有名词,不能直剖为二而解其为"房之中"。《安世房中歌》的"未有祖宗之事",既不是因为高祖的祖先无功德可歌,也不是因为战国末年以来兴起的‘五德轮回’观念的影响,而是惠帝时统治上层对高帝在宗庙中的位置所做出的定位以及汉代所形成的独特的庙制使然。《安世房中歌》中的六个"孝"字,乃表达惠帝尊祖立庙的意图和目的,发布汉家的家法,而不是称颂高帝的能以孝治天下。《安世房中歌》中的"桂华"、"美芳"实为诗句中的语词,不能视为二诗章之名。上古歌诗章节的长短通常是取决于章曲的长短,将《安世房中歌》按文理分章以备十七章之数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孟子心性论的逻辑架构

在战国中期的人性论思潮中 ,不同于告子 ,孟子认为 ,完整的人性结构包括义理当然性之性、生物性之性两个部分 ,其中前者居于关键地位。通常所说的“性善论” ,实际说的就是义理当然性之性是善的。性善论也具体地展开为两个方面 :“性本善”涉及了本体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 ;“性向善”涉及了功夫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为了进一步彰显性善论的道德激励功能 ,孟子继而原创性地开启了“以心善言性善”的基本思路 ,并揭示了“四心”与“四德”的微妙关联 ,最后把“本心”既解释为本体论的实在 。

关于章组声母翘舌化的动因问题

关于章组声母翘舌化的动因问题麦耘１中古章组声母只出现于三等韵中，一般拟作舌面前音等，喻世长先生１９８４和麦耘１９９１拟作舌叶音等；它们的今音念翘舌音（舌面后音）等，也就是说发生了翘舌化。它们原先的舌面前音或（舌叶音）声母同三等ｉ介音拼合得很好，为什么...

“汉家尧后”说考论

两汉时期曾有“汉家尧后”一说的流行。此命题旨在证明尧帝是汉家天子的“祖先”,而汉朝统治是尧帝神圣统绪的光大。只有从文化背景入手,结合上古的崇圣观念与正统观念,才能正确把握“汉家尧后”说产生的思想根源。而“绍休圣绪”与刘家实际上“起于巷闾”的矛盾,则是汉朝统治者炮制“汉家尧后”说的直接动机。“汉家尧后”说的产生与王莽篡位阴谋无关,它是汉朝政治需要的产物,最早出自谶纬,文献依据在《左传》中。

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该文探讨了章句的特征及其与传、说、故等注疏体裁的差别,章句与章句之学产生的时间,以及章句之学兴盛和衰落的原因。作者认为,章句作为一种注疏体裁,出现于春秋末期;而章句之学作为一门学术,则产生于西汉宣帝时期。章句之学在两汉时期兴盛一时,与实行文化专制与学术禁锢的皇帝的鼓励、支持有关,也与经学各派维持与扩充自身势力的需要有关。章句与师法、家法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于师法、家法本身;章句也不是今文经学派所专有。章句之学后来渐至繁琐,遭到诟病,并最终走向衰落,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封闭的学术体系,而且在于它的注解方式对于阐发义理存在先天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