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二代涉入如何提升企业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研究

现有文献从不同理论视角解释了家族企业内部治理、家族成员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配置以及家族成员特征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忽视了处于传承阶段的家族二代涉入问题及其对企业的作用。本文从所有权和管理权涉入两个方面分析家族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通过对616家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家族二代所有权涉入程度凸显了家族财富的传承意愿,对资本市场的价值反映具有积极意义。同时,管理权涉入的调节作用表明,家族二代的管理权配置是对家族所有权继任行为形成的"一致性承诺",使二代家族所有权涉入和管理权涉入形成较好的效率配置形式,强化了家族企业持续经营的长期战略导向。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家族传承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未来研究方向,对于家族企业管理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庸理性影响下的家族企业股权配置:中国本土化的实证研究

现有大量研究都集中关注家族企业股权在家族与经理人之间配置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是却没有探讨过在中国本土背景下,有什么关键因素会对家族企业股权配置产生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鉴于此,文章运用国际学界在"中为西用"学术革命中提出的矛盾论分析框架,探讨影响股权配置的因素。在这场学术革命中,中国众多的传统文化思想被运用到现代理论的发展中,其中讲求整体性和辩证性思维方式的中庸理性受到极大关注。家族企业作为家族与企业的契合体,同时又是典型的企业家控制型企业,情感与理性的交织正是家族企业在治理方面区别与其他类型企业的独特性之所在。文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意图对股权配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企业家的中庸理性在此关系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之前还没有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过相关研究。

女性企业主对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考察家族企业女性企业主对企业OFDI战略的影响,提出女性企业主在OFDI中的突出表现主要得益于其对家族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充分运用。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家族企业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主为女性时,企业OFDI水平更高;家族财务资源、企业董事会海外背景与董事会女性占比,均正向调节女性家族企业主与企业OFDI之间的正向关系。

从家族企业到企业家族:基于分家的多案例研究

分家经常会导致家族企业被分拆或败落,这使得人们对其存在一定成见,认为分家对于家族企业发展总是负面的。对我国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企业分家案例的分析表明,家族企业"分家"并不必然导致企业衰亡,尤其在战略创业导向之下,可能通过分家相互构建起战略性的产业联系和竞争合作关系,从而使得家族企业演变成企业家族。从裂变创业视角,更有助于揭示分家对家族企业创业和持续成长的正面价值。

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路径与治理——基于百年家族企业香港利丰的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源于所有权继承与控制权继任的分离,分化出家族股东和家族经理两种角色。以往的研究认为,华人家族企业不能发生内部两权分离,而该研究对百年家族企业香港利丰的案例分析却发现,冯氏家族企业在跨代成长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内部两权分离,但因缺乏相应的家族治理机制,内部两权分离是短暂和不稳定的,对企业的持续发展造成较大的威胁。从理论和案例分析中可以给出的探索性结论与假设是:家族内部两权分离有着不同的路径方式,其稳定性才是影响企业跨代持续成长和持续创业的关键;家族内部两权分离将导致复杂甚至严重的代理问题,如不能建立有效的家族治理机制治理内部代理问题,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将难保其稳定性。

本地嵌入与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基于日本长寿家族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成长与所在地域息息相关,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严谨的理论框架,可以为分析地域与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提供理论基础。本文把地域具体化为三个维度:地域产业、文化及社群,并从嵌入性视角提出家族企业本地嵌入框架,通过案例研究归纳家族企业与所在地域形成的本地嵌入性及其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联系。案例分析揭示了长寿家族企业的本地嵌入具体表现为:(1)行业高度参与、员工本地化及与供应商跨代合作;(2)共享当地价值规范、成为当地的文化符号及家庭生活受到当地文化熏陶;(3)关注当地政治环境、保持紧密社会关联及与地域同业的合作互助。进一步分析发现,家族企业由于与所在地域形成强嵌入性关系,其获得产业知识、人才等产业资源具有不可模仿性,同时形成长期合作能力及拥有强大社会资本,进而能够帮助家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克服成长困境来维系长久经营。本文以本地嵌入视角拓宽了对家族式经营优势的理解,对中国家族企业如何维持基业长青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剩余控制权配置与家族企业继任冲突——香港新鸿基地产控制权争夺事件的案例研究

华人社会盛行的诸子析产制是代际传承中分裂家族和家族企业的根本原因吗?本文通过剖析香港新鸿基地产控制权争夺事件的案例发现,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分离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集中配置剩余控制权并未根本解决上述问题,原因在于这种产权安排造成了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甚至控制权反向控制剩余控制权的情况,在代际传承导致家族原有内部治理结构失灵,又无法借助公司治理机制保障的背景下,容易诱导内部代理问题,加剧继承人之间的继任冲突。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代际传承中出现内部代理问题才是家族分裂和企业解体的深层原因,而防范上述问题,需要外部治理环境的完善,更要重视发展家族内部的制度化治理。

传统继承与跨代创新--基于长寿家族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基于知识管理与企业创新相关理论,以经营传统行业的日本长寿家族企业为案例对象,对传统继承与跨代创新的关系进行案例分析.首先揭示长寿家族企业的创新方式:1)对传统知识的学习;2)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3)新产品蕴含鲜明的传统风格.分析发现,消费需求变化、代际传承更替会给长寿家族企业带来创新契机.其中,实现产品创新需要对传统工艺继承和革新,追求跨代创新需要对家族传统继承和学习.而知识管理则支撑了在跨代创新中传统知识的继承、革新.在工艺传统方面,形式化技艺传统更依赖于知识传授,而非形式化技能传统更依赖于知识整合.在隐性家族传统方面,家业传统更依赖于知识外化,而经营传统更依赖于知识社会化.案例分析还发现传统继承的知识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有效的家族经营结构.研究结论解释了长寿家族企业为何能够不断革新,同时也揭示了其坚守传统的价值.

家族企业跨代际创业传承研究——基于资源观视角的考察

家族企业作为具有跨代际持续发展意愿的企业形态,如何在传承的同时实现创业的属性是目前理论研究中前沿问题。在资源观视角下,本文打破了传统视角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强调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移问题,对家族企业内部隐性和缄默资源传承创新的机制进行了综述、分析与总结。通过对资源观视角下家族企业传承的创业属性以及继任者创业家角色的考察,利用家族跨代际创业这一具有持续性和长久性的独特行为连接起来上述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本文提出了整合研究框架,为未来家族企业传承及家族创业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制度视角的家族治理与企业绩效研究--来自中德上市家族企业的对比证据

家族集中所有权、控制权和家族涉入管理对企业绩效到底有利还是有弊?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更高,上述关系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是否有区别?企业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内外两种机制,内部的家族治理系统是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的补充。我们选取处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德国上市家族企业与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进行实证对比,从制度的视角来探讨上述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两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结论表明治理结构并不一定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导致不同的作用机制产生。

历史的“遗产”——长寿家族企业价值观导向研究

长寿家族企业以恪守传统商业伦理著称,但其何以形成及维持这些经营价值观仍有待深入探究。本文从制度烙印角度对长寿家族企业价值观导向进行历史考察,探究成立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寿家族企业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根源问题。在具体研究中,以日本长寿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明治维新前后差异巨大的制度环境为试验场,通过一手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受制度烙印的影响,明治维新前成立的长寿家族企业更重视顾客导向,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长寿家族企业更重视员工导向。家族组织形式的长寿企业在维持传统价值观印记延续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创始家族控制程度越高的长寿家族企业中,印记效应越能延续。本文从制度烙印视角给出企业维持传统经营价值观潜在路径解释,企业价值观形成与其成立时期所面对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对如何引导和培育企业文化价值观具有重要启示。

家族企业的权威系统与代际传承

从合约理论的视角提出家族企业领导人的权威是对以其为中心的不完全合约的有效治理结构;并进一步以盖尔西克的三环模式为基础,将其依赖的权威解析为来源于所有权的合法权威,来源于管理才能、人格特质的领袖魅力权威和来源于亲缘关系的家族权威3类。提出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合法权威可以通过股权转移和管理职位任命而直接继承;另外2类权威却只能重建,由此造成代际传承中的权威失落和传承失败。采用实证方法检验家族权威与领袖魅力权威差别的同时,运用权威系统分析红豆集团和海鑫集团2个典型案例,突出代际传承中权威重建的意义。

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呈现政党国家与社会渐次分离的状况,集中体现在执政党权力范围的收缩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与集聚。首先,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发现,执政党与私营企业之间并非单向的吸纳与嵌入,更多表现为一种相互融入的共生关系。其次,基于对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功能。

嵌入性-市场性关系网络与家族企业创业成长

企业家/高管层关系网络对企业创业的机会和资源获取有重要影响,在市场发育不完善或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下尤其如此。目前大量的文献并没有就不同性质的关系网络对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进行深入地考察,笼统地研究关系网络和创业成长之间的联系容易给出含糊不清的结论。该文在创业、战略管理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将关系网络区分为"嵌入性"和"市场性"关系网络,前者以社会关系、非经济交易合约为基础,后者则以市场谈判的合约为基础;探讨了嵌入性—市场性关系网络随着企业年龄和规模变化而演进的特征,结合中国情境提出假设并进行了270个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两种关系网络的分类是有意义的;企业生存年限越长、规模越大,嵌入性关系网络的使用在相对减少而市场性关系网络的使用在相对增加,然而随着企业生存年限增加,虽然嵌入性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一直有着显著影响,但市场性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则呈现强化特征。

威权领导对经理人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机制——来自本土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本土家族企业经理人及其领导的配对样本,探讨威权领导对经理人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机制,尤其是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资源依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威权领导对经理人反馈寻求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情感信任在威权领导影响反馈寻求行为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另外,资源依赖对威权领导与反馈寻求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经理人对高层领导的资源依赖低时,威权领导对反馈寻求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资源依赖高时,威权领导对反馈寻求行为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突破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治理绩效评价的误区——家族雇员治理模式的调节作用

目前在我国,家族企业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越来越大,家族企业的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家族企业绩效究竟有没有提升作用?国内外的学者目前得出了无法统一的结论,有的甚至认为有负向影响。之所以会产生以上莫衷一是的结果,是因为现有研究在做出评价时,忽视了家族雇员会影响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亦即,家族企业对于经理人的治理能否提高企业绩效,还取决于与此同时家族企业是如何治理家族雇员的。这一发现,为家族企业如何在对于家族雇员和非家族雇员这两类不同类型代理人的治理中实现权衡,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直接上市家族企业的分布与治理结构演进

以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为准，按照家族企业的定义筛选了50家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并对其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家族企业在地区分布方面，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如浙江、广东、福建这些私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在行业分布方面，除在医药类综合类方面比较集中外，其它家族企业的行业分布非常广泛；在治理结构方面，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在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经理层结构等方面与上市以前相比有根本性的变化。

家族企业价值观传承与战略变革--基于探索性的案例分析

隐形知识的有效传承是中国家族企业实现永续经营的关键。然而,已有研究过分强调家族企业隐形知识的代际一致性,却忽视了隐形知识代际差异与企业战略变革间的关系。该案例研究基于家族企业二代主体行为视角,在梳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价值观一致性与价值观偏离的基础上,构建了家族企业价值观传承与战略变革模型。同时,进一步构建了家族企业价值观的代际传承框架。文章研究凸显了创始人对家族企业的深远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传承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讨论。

知足躺平VS争脸再卷——中国文化背景下本土企业成长惰性的成因与破解

组织惰性常常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知足躺平”现象,对企业发展、变革、创新和绩效具有负面影响。现有研究认为组织惰性主要源于组织成员成功满足、模式依赖等因素,可以通过改变认知、管理再造等方式予以克服。尽管一些研究关注到组织惰性生成背后的文化因素,但依然缺乏对中国文化心理因素(如知足常乐、面子)与组织惰性之间关系的深度研究,同时也缺乏中国文化情境下本土企业实践经验的探讨。基于过程理论和扎根理论方法,文章通过对Y公司案例材料的探索性分析,探讨“知足”和“面子”文化心理机制与组织惰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组织惰性是“知足”心理驱动下企业难以避免的一种状态,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面子”激励是组织惰性克服的一种潜在心理机制,而战略、组织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则是组织惰性克服的重要实践机制。本研究从“知足、面子”中国文化要素解释组织惰性,丰富了现有组织惰性的研究,也有利于理解和助力扎根于熟人网络社会中的本土企业的成长。

家族、市场化与创业企业关系网络的交易成本

运用关系网络也存在交易成本,转型经济中民营创业企业要取得体制内的资源,需要穿透再分配体制的封闭性,付出较多代价控制和调用强连带网络中的"影响型"社会资本。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本土社会心理研究,本文提出家族连带有别于其它强关系连带,在再分配体制下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网络交易成本。采用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609家创业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显示,家族持股确能显著降低创业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率,而且市场化程度越低,家族连带的作用越明显。上述结果表明在无法回避的转型制度环境下家族连带为民营创业企业低成本获取体制内的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持,也提示出市场化进程对于保障公平创业环境的显著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