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利用的若干问题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适应与游憩机会”专题学者对话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及其合理利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结论认为: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我国的相关法律已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分类进行了界定,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概念内涵与分类仍在动态变化中,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目标谨慎界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属性,旅游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异类环境,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身发展过程必然会面临的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或者被旅游利用,本质上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调适自己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多样,不同类型及其所处的环境不同,其存续的方式和功能都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情境与场景抉择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的方式。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人类发展中诸多矛盾的新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平等和代际公平的新实践,把二者相结合是新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努力。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观照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指通过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来助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系统化实践。非遗系统性保护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系统为根据,以对系统构成要素、结构、功能等的优化为路径,以自身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是新时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与创新

以国际组织、国家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开始就确立了规范与创新互动共生的实践逻辑。规范以主体间性、契约精神为依据,以内部契约与外部法规为表现形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方参与协同的基础。创新以主体性、活态性为依据,以要素创新与整体创新为表现形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的基本动力。在规范与创新互动共生理念指导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共同体建构与生命力延续的内在统一。

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建设

为保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进而维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可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框架协议和约定,并与缔约国共同倡导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寄以抢救、保护和传承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作为缔约国所开展的一系列"名录制度"建设工作,不但回应、接续解构和内化重构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制度",而且在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特性和56个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上发挥了巨大功效,同时也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优秀的实践案例和"中国经验"。

从“中国文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维权第一案”说起——兼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与思考

本文从"中国文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维权第一案"说起,分析备受社会关注的贵州安顺地戏维权、状告我国著名导演张艺谋一案,对原告一再败诉的原因进行法理剖析,探讨现有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可以提供的有限的法律支持。论文进一步从案件出发,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环节存在的法律缺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声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论坛会议综述

针对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经验,201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山大学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论坛在广州举行。200多名来自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从实践经验总结、非遗现代化转化和个案分析三个方面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新机遇和新使命进行了探讨,展示了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发出了“中国声音”。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艺术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2018年12月2日至4日,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山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艺术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与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四川大学、中国社科院等近60名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艺术学科建设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教授主持开幕仪式,中山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林华勇教授、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分别致辞。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社会和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越发重视,数字化保护已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热点。通过数据库建设、数字化应用和大数据分析,数字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然而,当前数字化保护存在"重技术、轻文化"的现象,面临着忽视地方性、难以展现非遗活态性、重形式轻意义等文化问题。应倡导一种"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赋予传承人和拥有者参与数字化保护的权利,让他们参与进来,数字化保护才有可能够完成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并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传承与传播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百年间的活态流变中,我们无法把握其"原生态",因为"原"在活态中出现,在活态中流变,又随着活态载体(人)的消亡而消失,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更是如此。但我们却可以把握其"本生态"和"衍生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多意义上是指对"本"的"代际承接";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则更大意义上是指对"衍"的"信息共享"。"传承"和"传播"虽同时建立在保护与发展的语境之下,但在学理逻辑上却又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方向,其在研究目的、价值诉求、对象选择、交互时间等方面都大相径庭,不能混而一谈,这一点需要厘清,并值得关注。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体系的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标准体系的建立是出于保护工作规范化的需求。引入标准的目的在于完善制度,协调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平衡参与其中的各方利益,促进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而非为了限制作为传承主体的地方社区与传承者个人的创新自由。该标准体系的内容应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操作标准、项目分类标准和项目标准三大部分。其建立过程,应充分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在各级政府、学者、传承主体和其他利益方之间展开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形成。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理性与商谈理论可为此提供理论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最终认定,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这一官方认定制度,在激发传承人文化自觉的同时,也挫败了其他非官方认定传承人的积极性,重构了传承生态。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信息传播、人员流动、资源交换以及消费者、市场等等复杂因素,都促使传承人在保守传统与适应创新之间做出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选择。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经验以及对保护的"完整性"与"活态性"的认识,"体系外的文化与体制外的文化持有者"对于完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的保护过程中,需要区分传承母体共享的"非遗"与脱离传承母体的"非遗",应该在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的基础上理解其"本真性"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刍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特殊遗产,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集中表现为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多元性和活态性等特征。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特征,是科学认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

谁的原生态? 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作为日常生活的民俗一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从其生存的文化环境中脱离出来,进入被生产、被建构的陌生化过程,使非物质文化越来越远离其日常生活形态的本真样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对"原生态"的追求,与民俗学探求本真性以及民俗学浪漫主义传统有密切关联。民俗学探求本真性的传统主要包括探讨媒介化民俗的真实性以及探讨民俗文化本身的真实性两个方面,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探求本真性的传统主要集中在后者;民俗学浪漫主义传统是尚古主义、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在当代社会中则主要表现为挖掘独特的地方文化,通过与现代都市文化相比较的文化反差,运用具有巨大差异性的文化元素刺激人们对地方文化的消费欲望,地方则建构了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作为活化石的民俗,只有当人们抛弃了原生态的幻象,以传承、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俗的时候,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才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确保其生命力,但在"如何确保"这个问题上,起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保守路线认为现代遗产"物化"手段和"环境稳定"是不二法门;激进路线则认为与时俱进的产业发展是必然选择。近几年讨论较多的生产性保护就是在这两种路线基础上形成的新路线,它强调从文化生产角度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的方法,既强调继承性,又重视发展性;既强调精神性,又重视实践性、经济性;既强调外在保护,又重视自我发展。当然,生产性保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为主、依法生产等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复兴

在进化论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观念追求的是资源的不断开发和财富的持续增长,而乡土文化是以边际效益递减和精细化为特征的内卷化文化,因而被进化论者视为即将消亡的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证明不断扩张的进化式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片面的城市化正在导致农村文化的衰败,也使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日趋严重。因此必须转向进化与内卷统一的发展观,必须认识传统乡土文化对于农村文化复兴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传统的乡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在于重建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传统乡土文化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的复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

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与"遗产"概念所蕴涵的不同的知识形态与呈现方式,及其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语境下衍生出来的不同意义与价值,认为作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方性,而作为"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被赋予了广泛的公共性,认识到两者的区别,有助于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诠释与重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其术语内涵存在歧义甚至缺陷,因而,为了建构更加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必须对这一概念进行诠释与重构。作为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概念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存在和传承方式、价值和形态等的整体关注,它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遗产学领域,而且为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的思维方式,使传统学术研究在对象和方法上都将面临一场革新。就文学遗产的研究而言,这一概念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重视那些非文本、非物质的活态的文学现象,从价值思维、形态思维和传承思维的角度,加强对文学史的多元研究、生态研究和传承研究。

学科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7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50多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从非遗保护能力的理论构建、博物馆社区参与的实践经验、非遗口述史和文献整理、非遗高校研培实践与非遗教育、非遗保护的文化诉求五个方面阐释、讨论,反映了学科视野下的非遗保护能力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动态、新趋势。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传统武术传承人”保护问题的探讨

传承人是传统武术传承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更替,传统武术传承人的传承环境面临着巨大危机。保护传承人是保护传统武术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目前可以通过资助传承团体、传承个人,以及明确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授予其荣誉称号等方式进行保护与扶持。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历程、困境及发展策略

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进行研究.我国体育非遗传承主要经历滞后而松散的传承保护阶段、纳入"非遗"话语体系后的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的困境有:尚未形成独立的身份和统一的认识;"师徒制"传承保护方式面临挑战;传承保护境遇不平衡;大量项目传播力不足;多元传承保护主体彼此隔离.建议:加强对体育非遗内涵与外延的认知;对传统的传承范式进行创造性转换;缩小传承保护水平差异;从文化自信的高度提升项目影响力;实现多元传承主体的协同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