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成与现实意义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祭典的祭祀对象是上古帝王和历代名人而显得特殊,其保护实践饱受争议。公共祭祀的行为源于上古巫祭,在王朝时期得以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的祭祀礼仪。今天仅有少数祭典得以传承,一般以地方公共祭典的形式举办,多数已入选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祭典类非遗的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国家层面,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增强内在凝聚力,激发爱国情怀;二是在地方层面,活化利用好这笔遗产,可为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三是在个人层面,能为处于物化状态的当代人提供神圣体验和精神滋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共同构成了支撑当代中国人的两大信仰力量。保护祭典类非遗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祭典的文化内涵和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义,以重塑祭典的神圣性、审美性与社会性。

非遗治理研究的方向选择——“政策法规与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端论坛”述评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各参与方关系治理的研究,是非遗研究的内在要求。在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主办的"政策法规与新时代非遗保护高端论坛"上,非遗学者就非遗治理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讨,产生了许多新观点。目前,我国非遗治理研究已经进入更加科学、规范和务实的阶段,正确理解和遵循国际理念、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快推进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扎实实施整体性保护和利用、是非遗治理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确保其生命力,但在"如何确保"这个问题上,起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保守路线认为现代遗产"物化"手段和"环境稳定"是不二法门;激进路线则认为与时俱进的产业发展是必然选择。近几年讨论较多的生产性保护就是在这两种路线基础上形成的新路线,它强调从文化生产角度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的方法,既强调继承性,又重视发展性;既强调精神性,又重视实践性、经济性;既强调外在保护,又重视自我发展。当然,生产性保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为主、依法生产等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诠释与重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其术语内涵存在歧义甚至缺陷,因而,为了建构更加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必须对这一概念进行诠释与重构。作为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概念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存在和传承方式、价值和形态等的整体关注,它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遗产学领域,而且为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的思维方式,使传统学术研究在对象和方法上都将面临一场革新。就文学遗产的研究而言,这一概念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重视那些非文本、非物质的活态的文学现象,从价值思维、形态思维和传承思维的角度,加强对文学史的多元研究、生态研究和传承研究。

学科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7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50多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从非遗保护能力的理论构建、博物馆社区参与的实践经验、非遗口述史和文献整理、非遗高校研培实践与非遗教育、非遗保护的文化诉求五个方面阐释、讨论,反映了学科视野下的非遗保护能力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动态、新趋势。

评骘、思辨与个案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伦理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2017年12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伦理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50多名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专家学者,从评骘、思辨和案例分析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伦理原则问题进行了探讨,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的新趋势、新特点。

粤港澳地区的“社”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

土地信仰的社祭在粤港澳大湾区形塑具有共通的文化符号表征系统的民俗认同,同时也建构处于信仰阶序核心地位的国家认同。追溯民俗文化传承的内在逻辑,土地信仰形塑民俗认同达致国家认同的路径,亦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机制过程。通过“社”的地域文化景观的叙事、语言文字的叙事、仪式行为的叙事等三维符号叙事路径可以建构土地信仰立体的符号形式与结构谱系。土地信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语境中,经由民俗认同建构的国家认同具有特殊的叙事意义。

百越文化圈民族龙母卵生神话源流考——《鸿庞氏传》越南始祖卵生传说的解读

汉民族卵生神话多为“一卵生”型。越南始祖、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以及东南亚各国口传神话则多流传一胞多卵的神话类型。越南《鸿庞氏传》记述了越南始祖雄王及其卵生后代的神话传说。解读《鸿庞氏传》,可看到岭南百越文化圈龙母原型的异文形象。具有同质性的文化内涵和叙事形态,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在岭南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辐射和濡化作用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体现出该地域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紧密关联。这种影响或关联,从反面也佐证了岭南百越文化圈龙母卵生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是该地域卵生神话母题的根源。

非遗保护的契约精神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由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非遗保护必须遵循契约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都是非遗保护的国际契约,目的是确保每个缔约国都能基于自由、平等、互惠、守信的理念来保护非遗并促使其可持续发展。契约精神与可持续发展是非遗保护的两个面相,前者强调自由、平等、互惠与守信是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后者强调代际公平、和谐发展是非遗保护的根本目标,二者互为依据,共生共存。

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的戏剧管理——以《广州市市政公报》中的戏剧史料为对象

民国时期是广州市政建设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城市文化之一的戏剧活动也被纳入到市政管理和市政建设之中。对城市戏剧活动,广州市政府在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体制上,成立了戏剧审查委员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管理机制;在职能上,明确了政府在戏剧管理上新的角色定位,由对戏剧活动的单纯限制、禁毁转变为对戏剧的引导、规范和服务;在手段上,由单一的行政管理转变为行政、法律和经济等的综合管理。上述举措,既大大推动了当时广州戏剧的城市化进程,也对当下城市戏剧管理及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琴棋书画杂考”之四——六朝古琴图像与古琴实物考述

琴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泛的乐器之一,有非常悠久的发展历史,但直至魏晋南北朝才真正进入高度发展阶段,存世的古琴图像和古琴实物资料可以为证。就目前所知,相关图像分别见于孙吴朱然墓漆盘、佛爷庙湾西晋墓彩画砖、南昌东晋墓彩画漆器、顾恺之《斫琴图》、邓县学庄彩画砖、南京西善桥刘宋墓模印砖画、丹阳萧齐三陵模印砖画、大同北魏宋绍祖墓石椁内壁彩绘画、巩县北魏石窟寺造像、杨子华《校书图》等;实物则有日本正仓院藏金银平文琴等,均具很高的参考价值;另有一些存疑图像、伪作之器及学界误释者,亦有助于澄清史实,推进古琴历史之研究。

江永女书传承人制度探析

2006年江永县制定《“女书传人”评选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女书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培养标准。女书传承人的培养以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校教育和专门女书学堂教育培养为主,打破了女书习得者的原有地域、性别、社会群体范围。江永民间百姓也形成了一套自我认可女书传人的标准:“会说江永土话”“会唱女歌”“会写女书文字”,其中“说土话”和“唱女歌”被认为是重要的女书技能。民间百姓的传承人认可标准为政府评选新的代表性传承人考核指标提供了参考。

顺德龙母信仰源流

顺德龙潭龙母信仰来源于德庆悦城龙母信仰,其建庙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是顺德最古老的现存龙母庙。整理龙潭龙母庙的历史文献资料,理清龙母文化在顺德的发展脉络,记录龙潭龙母诞的仪式与民俗活动,对补充和丰富当前的龙母文化研究,促进龙母文化在更广时空里的传承与发展,不无裨益。

表演理论与中国古代戏剧史研究

表演理论(Theory of Performance)作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影响中国民俗学最为显著的理论和方法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近3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学术土壤里移植播种,进而逐渐成长壮大,并影响到其他各类学科的研究。

“堂赠”与“大傩”合流考

傩堂戏的得名与其在"堂"中表演有关,而其形成一直是个迷。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发现古代堂赠与大傩这两种不同的祭祀礼仪,由于举行的时间、内容等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以致在唐以后合流,发展出不同于沿门逐疫的另外一种拥有固定场所的驱傩方式,并成为傩堂戏的滥觞。

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

“民俗志”就其文本形式、记述内容和功能而言,具有浓郁的中国本土特色。中国古代不仅有“民俗志”的概念,而且有着悠久的民俗书写传统。古代的民俗记录大体上可分为史志类和笔记类两大体例。前者以方志民俗志为代表,其特点是范式化的写作和作者的隐身;后者则以文人笔记为主,其中“我”的在场、深刻的主观感受性和平民视角,都与现代民俗志的理念不谋而合。随着20世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又形成了史志民俗志、科学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三种类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反思与新型民俗志的写作实践,不仅是对当前民俗学学术理念的回应,还显示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民俗志诗学传统的迹象。

从黄燮清到唐涤生:《帝女花》的艺术因革

清道光十一年(1832年)黄燮清创作了传奇《帝女花》,讲明末清初崇祯女儿长平公主与驸马周世显的故事。1957年唐涤生据之改编为粤剧,在香港首演获得成功,此后成为粤剧的经典,在粤语地区几至家喻户晓。黄燮清创作的年代,传奇已成强弩之末,地方戏逐渐兴盛。唐涤生用粤剧的形式改编传奇《帝女花》,实际上取长补短,用富于活力的地方戏艺术来挖掘《帝女花》这部戏曲史上不是很受关注的作品,使其获得新生。从传奇到粤剧,《帝女花》在创作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曲文和声腔等方面有很大改变,可谓新变大于因循。然其成功不仅在于新变,更表现为对传奇《帝女花》文学成就的致敬,在坚持古典戏曲诗性美的基础上做出的艺术创新。近些年戏曲舞台涌现很多经典作品重排、复排、新编或者古代题材新创的作品,都触及如何处理尊重传统和勇于创新的关系。粤剧《帝女花》的成功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