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学科——“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实践引起的高校非遗学科建设,响应了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促进了非遗研究、管理和传承人才的培养。当前我国非遗学科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进一步推动高校非遗学科建设的发展,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举办了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我国各高校非遗学科建设模式、经验和问题进行了论证,并就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学科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建设

为保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进而维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可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框架协议和约定,并与缔约国共同倡导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寄以抢救、保护和传承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作为缔约国所开展的一系列"名录制度"建设工作,不但回应、接续解构和内化重构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制度",而且在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特性和56个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上发挥了巨大功效,同时也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优秀的实践案例和"中国经验"。

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声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论坛会议综述

针对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经验,201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山大学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论坛在广州举行。200多名来自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从实践经验总结、非遗现代化转化和个案分析三个方面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新机遇和新使命进行了探讨,展示了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发出了“中国声音”。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社会和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越发重视,数字化保护已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热点。通过数据库建设、数字化应用和大数据分析,数字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然而,当前数字化保护存在"重技术、轻文化"的现象,面临着忽视地方性、难以展现非遗活态性、重形式轻意义等文化问题。应倡导一种"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赋予传承人和拥有者参与数字化保护的权利,让他们参与进来,数字化保护才有可能够完成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并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传统武术传承人”保护问题的探讨

传承人是传统武术传承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更替,传统武术传承人的传承环境面临着巨大危机。保护传承人是保护传统武术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目前可以通过资助传承团体、传承个人,以及明确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授予其荣誉称号等方式进行保护与扶持。

妈祖：从民间信仰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祖信仰发生于宋代的莆田湄洲一带,随着海上贸易的盛行而在沿海各地得以迅速传播,并得到了朝廷的青睐和加封。妈祖从此进入了国家正祀的序列,其信仰形式也得以官方化和经典化。近现代以来,该信仰因其本土性和特殊性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新时期的妈祖信仰又开始走上了一条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道路,妈祖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妈祖信俗则入选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回溯与反思妈祖信俗从一种地方性民间信仰成长为人类"非遗"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到国家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互构及相互依赖关系。对于民间信仰的承载主体而言,"非遗"不应仅仅是该信仰在当代社会取得合法性的一种手段,而且更应成为它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改造和重新建构的一个契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利用的若干问题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适应与游憩机会”专题学者对话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及其合理利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结论认为: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我国的相关法律已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分类进行了界定,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概念内涵与分类仍在动态变化中,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目标谨慎界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属性,旅游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异类环境,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身发展过程必然会面临的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或者被旅游利用,本质上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调适自己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多样,不同类型及其所处的环境不同,其存续的方式和功能都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情境与场景抉择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的方式。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人类发展中诸多矛盾的新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平等和代际公平的新实践,把二者相结合是新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努力。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观照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指通过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来助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系统化实践。非遗系统性保护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系统为根据,以对系统构成要素、结构、功能等的优化为路径,以自身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是新时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标准若干问题探析

在非遗保护中,标准不应被理解为狭义的技术标准,而应是一个融技术和文化于一体的广义的标准概念。它在形式上也应包括政府出台的各种与非遗保护相关的法制法规、工作条例、操作指南等,即非遗保护的工作标准,以及各行各业自行制定的管理标准;在内容上则应将文化标准有机地融入到技术标准中去。无论是工作标准还是技术标准,都需要有学术标准做支撑。所谓学术标准,就是学术界基于研究实践提出的对于文化事象的定义、分类以及对其内在逻辑的界定。学术标准可以为非遗保护标准的制定提供知识框架,也能给传承人和传承群体带来文化自信。未来非遗保护标准的建设应在标准化与文化多样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技术要素与文化要素、物与人、整体性与局部性、稳定性与活态性、权威性与民间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探索既符合中国国情和非遗本质特性、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标准化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探讨——以悦城龙母文化为个案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西江流域悦城龙母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改革开放30余年来,经过地方政府的着力打造,龙母文化业已成为粤港澳地区一块重要的旅游文化品牌,在旅游经营开发、规划设计、宣传营销和庙会经济等方面,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它不仅促进了经济次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提升了地方的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地方文化的繁荣和对外文化的交流。它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成功典范,值得深入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与创新

以国际组织、国家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开始就确立了规范与创新互动共生的实践逻辑。规范以主体间性、契约精神为依据,以内部契约与外部法规为表现形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方参与协同的基础。创新以主体性、活态性为依据,以要素创新与整体创新为表现形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的基本动力。在规范与创新互动共生理念指导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共同体建构与生命力延续的内在统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术创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是从活态历史观的角度认识和研究传统文化,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考察和遗产保护的方法,同时也为传统人文学术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视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首先是田野工作方法,即把研究工作从文本扩展到文化活动空间,进行文化活动过程的研究;其次是在田野工作基础上的体验,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深入探索研究对象的精神内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原生态”

原生态的词源意义表示一种历史上与现实中生活的真实状况,而原生态在时间意义上不可能回溯,在它的论证背后表现了一种文化心态的复古性。当下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更多包含历史的想象与观光旅游的经济驱动性,代表了文化危机中人们的某种悲剧理想诉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录像制作解析——以“陈李济中药文化”项目为例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材料的组成部分,录像片在实际申报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陈李济中药文化”项目为例,结合录像片拍摄具体准备工作,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材料文字向图像的转化,做出个案解读。针对有关制作要求,结合具体拍摄实践,本文还提出了拍摄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苗族鼓舞的传承与发展——基于湘西州的考察

苗鼓是湘西苗族的圣物,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艺术特征,文化底蕴深厚,集音、体、美为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湘西人民喜闻热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下,调查研究湘西苗族鼓舞的文化背景、起源、生存现状,进一步了解湘西苗族鼓舞的传承模式,提出苗族鼓舞传承与发展的对策,为苗族鼓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促进湘西体育事业繁荣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理论研究添砖加瓦。

德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理念与法规

德国的联邦政治体制决定了它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和多层次的法律体系,从而使得政府在制订新的文化政策和法规方面进度缓慢。而当代德国人在经历了种族主义对于文化遗产加以政治利用的历史之后,多把文化保护看成是社会性事务。因此,尽管德国传统上十分重视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且拥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框架,但却迟迟没有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2年12月,在经过了漫长的筹备过程之后,德国议会终于批准政府加入该公约。

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认同”——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设计的新面向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本质上是借助国家话语,通过将各种权益与代表性传承人身份绑定而构建的身份认同。这种制度设计,并没有将非遗保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有效内化在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认同之中,不利于解决当下非遗认同的困境。面对国际社会中的文化霸权和由文化“位势差”可能导致的文化涵化现象,应当发掘非遗蕴含的中国文化特点,通过区分非遗的传承空间、生产空间、表演空间,建构非遗的新体系和新价值,确保非遗自身的活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设计,应该从激活少数人的“身份认同”,转向调动多数人积极性的“文化认同”。

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

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首先,学术史上不存在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学科界限,中国戏剧史更毋需划地为牢,学者本人亟需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保持自信;其次,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大背景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依然相当封闭,学者们外语水平普遍不高。其症结在于学者太以自己为中心,未能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

新时代非遗保护研究的路向选择

进入新时代,我国非遗保护研究面临诸多新机遇与新挑战,必须在路向上做出新选择。在2020年11月举办的“新时代非遗保护与学科发展论坛”上,40多名非遗专家就此问题做了发言或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新时代非遗保护研究路向是:一要深化非遗保护基础理论研究,推进非遗学科发展;二要加强非遗保护与国家战略关系研究,推动非遗保护融入国家战略;三是加强非遗保护创新研究,推动非遗“双创”实施。

地方文化保育团体行动策略——以广州市W协会为例

地方文化保育运动是近年兴起的一种具有民众自发性的历史文化保护行为,该现象当前在广州地区愈发显著,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众多地方文化保育团体择取不同行动策略开展保育实践,其产生效果与影响不一。W协会是广州比较知名的地方文化保育团体,其"进屋探访""跨地联动保护"和"协会-媒体-政府"对话体系等行动策略产生了较好的实践成效,但亦存在一系列有待改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