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文文学”在新兴中文系建设中的能效——以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为例

华文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日新月异,已经成为一个亟需重视、开拓和提升的新兴领域。它潜力巨大,不论是从经典创造、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还是人才培养方面都可以提供新的可能性。如何让这一重要存在进入大学(新兴)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里面发挥能效也引人注目,2015年10月创办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对此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期待更多有心人士加入进来共同推进有关建设。

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的解/构辩证

拥有了小说命名权的鲁迅在小说人物命名中别有洞天,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张力与解/建构辩证:在严谨正名(名正言顺)的实践中,他再现了旧的刻板与顽固,也彰显了新的希望与没落;在无名/共名的命名实践中,以洋文命名国人本身既有无处可逃的尴尬又借之呈现出可能的含混与丰富,而共名背后既有麻木单一,又可能有民间力量的反拨;在《故事新编》中,他又有“去名”的操作,呈现出其时他更繁复而深刻的意图——挣脱旧传统之网罗,即使神仙圣贤也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而批判与反思更不该就此停止脚步。

后殖民鲁迅:主体性建构视野下的逆袭与正道

“后殖民鲁迅”作为鲁学中相当热门的论题之一彰显出有关理论与个案分析对话的繁复张力和有益链接,在不同时空都有相对精彩的实践。东南亚学者/作家王润华的相关书写犀利地反映出曾经的被殖民者“逆写”的合法与急切,作为“南洋”诗学的建设者,其对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中国文化象征的挪用与警醒令人同情且深思。北美学者刘禾的实践既有清醒的棒喝、反问与提醒,又有剑走偏锋的偏执和悖论。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发展,其香港迷思及上海书写中的借助与补偿功能各司其职,更展现出其丰厚、锐利与发展着的伟大。

鲁迅“中间物”再辨证:进化的中间物

鲁迅“中间物”的话语论述模型主要有三种:历史的中间物、价值的中间物和生命哲学论,但也各有缺点。实际上,鲁迅的中间物使用是有其谱系的,也有繁复的意义指向,我们必须回到其不同文本的原初语境中才能有更准确的判断与逻辑推演。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汇来概括鲁迅中间物的话,那该是“进化的中间物”。这里的进化显然不是线性演进的机械进化论,它可能推进,也可能退化,又可能多种类型并存;它不只是历史的,又不能窄化为价值判断,偶尔也可能回环,它就是在进化中,既有古,又有今,但也指向未来。

抗战共同体:王余杞的战时写作

王余杞的战时写作记录真实的历史,建构抗战共同体,既兼有国家和民间的立场,亦兼具中国人和日本民间的视角。王余杞在写作中从个人走向民族国家。王余杞一家,和中国千千万万百姓一样,受日军轰炸带来的饥饿、灾难与伤痛。王余杞的诸多战时写作是此在的写作。他在作品中表达世人共同的情感和信念,把个人的苦痛和欢愉变成全民族的痛苦和愉快。王余杞没有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写作,他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大白话,识字的人都能懂。即使在抗战救亡的语境中,王余杞亦没有忘记启蒙大众。

魔鬼·立人·决断:《摩罗诗力说》与作为留日鲁迅思想方法的复仇话语

“复仇”是《摩罗诗力说》建构“摩罗诗群”的话语线索之一。在阐释《该隐》的部分,鲁迅以一段不属于既有材源的原创言说,塑造了一个不同于拜伦笔下的魔鬼形象,其同时复仇上帝并抵抗民众的背驰行为彰显出留日鲁迅思想探索的深度与矛盾。“鲁迅魔鬼”的矛盾背后,蕴含着鲁迅借由“复仇-立人”的思想路径,探索现代主体生成时遭遇的自反性张力。该主体从诞生之始就展现为以现代价值批判自我传统和所在语境的断裂式生成,以及在价值决断的两难中产生的罪感意识。经由《摩罗诗力说》,复仇话语从形象、方法到心理贯穿着彼时的摩罗谱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者群像,成为鲁迅主体思想建构的独特方法。

共通与共谋:论语派杂志的生成逻辑

论语派杂志的共通性是在自我定位和他者刺激之下才得以完整形成的,也是一次文学、政治与都市文化中商业出版的共谋。在《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中,论语派反复对小品文进行言说,又因为左翼文学团体与官方的在场,论语派杂志才从一个以自说自话为目的和有着经济考量的刊物,转变成了以性灵幽默文学观为根基并指向功利主义文学工具论的阵地。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出版的繁荣,论语派杂志利用一系列的编辑、发行策略形成庞大的认同群体,维持其共通体的运行。独立的经济能力使论语派杂志得以自主运营,然而,消费文化也使其产生了媚俗倾向。

论新马华文文学中的“南洋大学”书写

1980年,存续不到30年的南洋大学被李光耀(1923—2015)强行关闭。现实中的南洋大学走入历史,文学再现中的南洋大学图像却绵延不绝。华文文学书写中的"南洋大学"意象自有其发展脉络:"南洋大学"存在时期(1953—1980)的相关书写显得富有活力,亦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倾向,而在确认被关闭后,也呈现出悲怆而又顽强的风格;到了1980—1990年代,作家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再现"南洋大学",如现实验证、前后比照、寓言重写等等;21世纪以来,相关的文学书写亦有自己的风格,它们考虑如何借助文字再塑"南洋大学"及其精神,也包括通过意象的锤炼加以重塑。

万木草堂与中国近代佛禅意蕴新变之关系

溯源诗界革命之发生,关涉康有为及其万木草堂。康有为开设万木草堂,以今文经学传授弟子、以经学思想传播诗学,经入室弟子梁启超等人的推扬与转换,促成诗界革命的诞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万木草堂诗学在诗界革命中生成衍化,继续传承和强化中国传统诗学经世致用主张,并通过引介西学新知,开始了中国古典诗歌于意境创造、言传方式的变革,启导中国近代诗学转型。其中所展现的以佛禅入世济民、格致新知、张扬心力倾向,带来中国近代佛禅意蕴的内容转换与向度新变。

《野草》中的梦话语

鲁迅《野草》中的梦话语自有其独特品格:一方面是其梦诗学的精彩创制,他既遵循梦的相关特征同时又利用强烈的主体介入人工筑梦;而另一方面他的梦话语意义指向又可以继续深挖,其中既有个体梦,呈现出鲁迅对弗洛伊德等人的性欲说的借鉴与反拨,以及他以梦修复创伤、弘扬英雄气质的关怀,同时也有国族梦,彰显出鲁迅对个体现代性的张扬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同时鲁迅先生又有更高远的宇宙视野,他的梦话语中也不乏超越时代和现实的未来反思与指涉。

怀柔“蛮”“夷”:岭南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策略

颇有历史的岭南现代文学和相对新颖的大湾区文学概念高度交叉,激活前者的内在活力对于后者的丰富与深化不无裨益。从现代性建构角度思考,宏观理路其实就是策略上既要立足本土又要放眼世界,同时面向上必须认真兼顾历时性、空间维度以及可能的内涵和外延融合创制。经由提倡“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巨匠鲁迅个案,我们可以还原并探讨岭南文化的有关文化特质及扬长补短策略,而重点强调的是紧靠丰富雄厚的中华性。著名作家黄谷柳个案返观了岭南(含中国香港)自身“蛮”的发展与进路,其长篇小说《虾球传》中的粤方言+现代汉语的操作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也当然关涉了独特的文化关怀。新加坡作家、学者苗秀个案的文学实践成为岭南文学可能丰富与强大的一种维度——师“夷”长技,添加了另类的视阈与对策——放眼域外,思考“蛮”如何开疆拓土乃至漂洋海外,如何灵根自植,化“夷”为友为己。

论鲁迅小说中的英雄话语再现

鲁迅在小说中的英雄话语自有其独特追求:一方面是状描与剖析英雄气质,如其个性/创造,实干与牺牲,借此实现对新人的强调/再造和“立人”思想的再现;同时另一方面他也以同情之笔抒写并自我投射了英雄泪,尤其是迟暮之感,当然他也批判了某些劣根性,其中既有借助英雄的符号化使用,又有滥权的伪英雄。

抒情视域下的鲁迅创制及再解读

鲁迅弃医从文与周作人联袂投身于改造精神的文化事业,正是看中了文艺作品感染人心的情感力量,可谓一种“以情觉世”的文学观。从呼唤“摩罗诗人”到关注生命存在、求取个体意志,再到自身韧性的“绝望抗战”,鲁迅的“情”与“抒情”关联着他对艺术客观性的追求,显现在作品中即是一种超越主观经验的有效性,是现代抒情的伦理承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他的抒情不仅内含细微精致的文艺审美运思,也与抒情传统的现代形态论题深切关联,是现代抒情传统寻根的重要通道。

“受戒者的文学”说的希腊渊源补证——从《周作人散文全集》中的一处错版说起

周作人《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一文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时出现了一处错版问题,且因有所谓作者“自注”,所以被误信不疑,这一问题又容易引起关于其中《会饮》篇内容出处的误解。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可以避免错讹的流播,亦有助于说明“受戒者的文学”说源流考释的相关论证。此外,关于“周作人熟悉本杰明·乔伊特的《会饮》英译本”的情况可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走向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笔谈)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并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时代富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新文学样式,不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实践、文化创新的显著成果,也是现代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的网络文学已“扬帆出海”,不仅在经济效益上取得显著成果,还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网络文学追根溯源,探寻其发展脉络,对其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此,本刊特组织了以“走向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为主题的笔谈,邀请山东大学贺予飞老师作为本次笔谈的主持人,以及多位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网络文学的起源问题。

《燕食记》:在民间的历史

葛亮在长篇小说《燕食记》呈现的历史,既具有地域性,亦立足民间立场,具有微观史学的特征。葛亮书写的在民间的历史,既有地域经验,亦有民族经验,兼有个体经验。相较于宏大历史叙事,《燕食记》涉及新经验,将会使其成为新经典。葛亮将故事置于抗战背景,省略了对激烈战争的正面描写,更多的笔墨留给战时图景下的日常人生,反映抗日战争给人们的饮食起居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描摹居于历史中的意外,从历史链条书写饮食世界。通过《燕食记》可知作家的历史关怀,而一切有意义的历史关怀,都与现在有关。从《朱雀》《北鸢》到《燕食记》,葛亮讲述历史的方式发生变化。作为一部以食物为中心的小说,《燕食记》蕴含丰富的岭南饮食文化,读者能感到食物的香气扑面而来,能见到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袭袭,颇有《红楼梦》遗风。

《吟边燕语》文体之辨与《聊斋志异》

20世纪初,中西文化壁垒尚不曾被打破。处于转折期的晚清译者如何理解原文的文体,如何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选择相对应的文体,实则体现文化沟通的初始状态。1904年出版的翻译作品《吟边燕语》与其原文《莎士比亚故事集》存在巨大的文体差异。林纾和魏易通过模仿《聊斋志异》一书兼二体的文体特征,以“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方式翻译《莎士比亚故事集》。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既学习前人的文体实践,从中汲取养分;也形成自己的文体主张,以传奇志怪为阵地,排斥白话文体的介入,力守文言小说的纯粹。借此个案管窥传奇志怪体在晚清翻译文学中的应用与发展,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文学体式在面对外来诗学冲击时,不仅没有如摧枯拉朽般一碰即灭,反而一度借力于翻译,通过自我革新,焕发新生。

鲁迅《病后杂谈》被删事件中的几个问题

鲁迅的《病后杂谈》是一篇被当时的审查官“悬头”的长文,这篇文章发表的曲折过程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甚至由此拒绝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编选工作。在鲁迅自己的记录中,《病后杂谈》的篇幅和段落数有模糊不清的情况。本文通过对鲁迅的日记、书信、手稿及相关人士回忆的考求,对《病后杂谈》的篇幅与致误之因、该文的被删与发表过程、被删事件背后的人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抗战·古迹:北平沦陷时期的空间对抗与记忆

北平沦陷后,日伪对北平城的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且将北平官方时间调整为东京时间,试图扭曲北平的时空。但是,北平原有的大量古迹胜景形成了对日伪统治权力的一种无声对抗,使得北平城难以被完全“日伪化”。借助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与权力、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以及空间的“三位一体”概念,通过对战时和战后的文学文本、相关人士的日记及空间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掘出潜藏在沦陷时期北平古迹里的“空间对抗”和“空间记忆”,从而揭示物质空间之下对侵略者的反抗和无法被割裂的民族认同感。

再論嚴遵《老子》闡釋之體式與自然觀念

李冰清等或據“就經爲注在東漢馬融之後”“魏晋南北朝時期未出現與經文注相關的内容”懷疑嚴遵《老子注》出於後人僞造。據海昏侯竹簡《詩經》和宗炳《明佛論》可知,這一質疑並不可信。李冰清將“《指歸》反禮教”與《君平説二經目》“通乎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對立起來,並以此證明《君平説二經目》出於僞作,這也是不成立的。嚴遵的“自然”有兩重含義:一是道德或聖人無意志、無目標的“心性自然”,二是萬物各以其性形成自組織秩序“事物自然”,兩種自然合稱“自然之驗”。嚴遵並不反對出於“事物自然”的父子夫婦君臣倫理。要瞭解嚴遵的《老子》闡釋思想,有必要將《指歸》與“注”“説目”“序”相互參看。所謂“理論”不過是後人總結,古書辨僞不能迷信理論而忽視古書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也不宜依賴文献检索而脱離内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