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遗珠(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车王府曲本漫谈

１９２５年秋，北京大学教授马隅卿为孔德学校购买了流落民间的清车王府藏曲本一批，共一千四百多种，四千余册。后来这批曲本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２６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的顾颉刚先生派员到孔德学校将上述曲本全份抄录，这就是目前中山大学图...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中文藏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镇,该图书馆的丰富中文藏书及文物资料为其学科发展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亚非学院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不乏来自名家的私藏,其中尤以传教士马礼逊与末代帝师庄士敦的藏书最为声名卓著。通过梳理目录与数据统计分析,不仅可详细了解此二人的藏书源流及特点,更能全面认识亚非学院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情况。

历代贡荔新论

荔枝进贡始于汉,迄于清,在各主要朝代绵延不绝。然今人所论,集矢于唐,争议于贡由巴蜀还是岭南。其实放宽视界,发掘新材料,则争议自息。汉初开始由岭南进贡干荔,至清犹存,后加入闽地;汉和帝开始由岭南进贡鲜荔,也绵延至清,后加入闽地,唯在清代则有盆栽鲜荔枝与蜜渍荔枝之别。贡荔自嘉庆渐减,至道光九年下旨停供盆栽鲜荔,唯余少量蜜渍荔枝以备祭礼等需要,沿续千余年的贡荔史渐告终结。与官方贡荔并行的,则是贾人市荔,即贾人由产地采购运自北方都市销售。资料表明唐采购自蜀,宋则自闽;鸦片战争后,蒸汽动力船引入中国,则粤闽之鲜荔得以大行于都市。利用新发掘的史料系统梳理贡荔的历史及其变迁,对农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考

《四太史杂剧》 ,仅存日本大谷大学 ,含明杨慎《洞天玄记》、王九思《游春记》、胡汝嘉《红线金盒记》、明陈沂《苦海回头记》 ,万历间新安刊本。《金盒记》为孤本 ;另三剧在版本上别具价值。此书实系明焦选录 ,授意门人孙学礼编校刊行。从龙洞山农所作序文 ,可见明代著名理学家焦对于晚明以金陵为中心的戏曲评论与刊刻活动的巨大影响。

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通过孤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现存四卷与通行苏诗百家注的对比,总结以赵次公为代表的早期苏诗注家在总结用典之法、释词、阐释诗意及评论等方面的成就,揭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广东释道著述考》与海云系佛教文献研究

以函禅师为核心的佛教海云系僧人和居士,是清初岭南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宗教、文学群体。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研究的冼玉清先生在其晚年,曾费十馀年之功撰成《广东释道著述考》。此书以完善的体例,对海云系佛教文献做了详备的著录与考释,为研究这个法系的禅史奠定了文献基础。这部分内容实为《广东释道著述考》的最重要价值所在。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概况

介绍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的简史、藏书建设和自动化进程以及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利用教育、学术研究等,并指出大学图书馆在信息时代中应加以调整与定位。

孟子王道政治学的人文之维

孟子王道政治学的人文之维 ,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 ,从思维方式看 ,它以为道德是“整体” ,政治是“部分” ,道德是决定政治的 ;其次 ,从价值取向看 ,它既确立了人民本位的理想目标 ,又突显了君主道德的决定作用 ;第三 ,从实际运作看 ,针对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出现的二重主体性 ,它制定了“俊杰在位”的宏观策略。这种旨在为智识分子以义仕派风格介入现实政治实践而张目的王道政治学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曾经产生极其深远的文化影响。

《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

《香囊记》的作者为宜兴老生员邵璨,该书经宜兴生员杭濂字道卿与武进生员钱孝号西青"帮帖"而成。杭濂弱冠时即与都穆、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倡为古文辞,相交数十年,文徵明为其遗集作序;钱孝为杭濂兄杭淮早年之师,亦与此一吴中文人圈来往密切。从杭濂的生卒推断,邵璨大约生于成化元年(1465),卒于嘉靖十年(1531)前后。而《香囊记》当作于正德十年(1515)之后,嘉靖五年(1526)之前。当时太湖东南一带有一批背景相似、地域相邻且有所交集的生员投入南戏创作。此剧的出现,真正开启了以文人视野和文人笔法作剧的时代。这是民间南曲戏文走向文人传奇的转折点,因而应给予高度评价。至于旧说《香囊记》作者为邵给谏、邵弘治(邵宏治、邵半江、邵珪)等,乃因邵珪(1441—1488)字文敬,官居高位,为邵璨同乡前辈,两人字音相近,被附会而致。

孟子心性论的逻辑架构

在战国中期的人性论思潮中 ,不同于告子 ,孟子认为 ,完整的人性结构包括义理当然性之性、生物性之性两个部分 ,其中前者居于关键地位。通常所说的“性善论” ,实际说的就是义理当然性之性是善的。性善论也具体地展开为两个方面 :“性本善”涉及了本体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 ;“性向善”涉及了功夫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为了进一步彰显性善论的道德激励功能 ,孟子继而原创性地开启了“以心善言性善”的基本思路 ,并揭示了“四心”与“四德”的微妙关联 ,最后把“本心”既解释为本体论的实在 。

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书.礼乐志》所载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不是同一首曲子而是不同的两首曲子。《房中祠乐》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用时兴楚声以变周旧曲《房中乐》而成的乐曲,所祠为高祖自范氏至丰公的历代祖先。《安世房中歌》则是孝惠二年乐府令夏侯宽用审定之后的新乐与新采选的歌词合乐而成的歌曲,词作者为惠帝时代的相当一批文人。《安世房中歌》题名中的"房中"二字,是合二字而成的一个称呼宗庙中某一宫室的专有名词,不能直剖为二而解其为"房之中"。《安世房中歌》的"未有祖宗之事",既不是因为高祖的祖先无功德可歌,也不是因为战国末年以来兴起的‘五德轮回’观念的影响,而是惠帝时统治上层对高帝在宗庙中的位置所做出的定位以及汉代所形成的独特的庙制使然。《安世房中歌》中的六个"孝"字,乃表达惠帝尊祖立庙的意图和目的,发布汉家的家法,而不是称颂高帝的能以孝治天下。《安世房中歌》中的"桂华"、"美芳"实为诗句中的语词,不能视为二诗章之名。上古歌诗章节的长短通常是取决于章曲的长短,将《安世房中歌》按文理分章以备十七章之数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同符合体字探微

同符合体字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部件构成的字，如“从”字等。从商代甲骨文到现行汉字，这类字一直存在着。本文着重讨论了同符合体字的形音义关系，分析了它们繁简无别，同符异构，同源及其他各种意义条例．同符合体字了形音义关字，具有见形知义的优点，也有表音不明确的缺点，笔者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同符合体字衰落的趋势，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会意字逐渐为形声字所取代的历史进程。

“汉家尧后”说考论

两汉时期曾有“汉家尧后”一说的流行。此命题旨在证明尧帝是汉家天子的“祖先”,而汉朝统治是尧帝神圣统绪的光大。只有从文化背景入手,结合上古的崇圣观念与正统观念,才能正确把握“汉家尧后”说产生的思想根源。而“绍休圣绪”与刘家实际上“起于巷闾”的矛盾,则是汉朝统治者炮制“汉家尧后”说的直接动机。“汉家尧后”说的产生与王莽篡位阴谋无关,它是汉朝政治需要的产物,最早出自谶纬,文献依据在《左传》中。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

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该文探讨了章句的特征及其与传、说、故等注疏体裁的差别,章句与章句之学产生的时间,以及章句之学兴盛和衰落的原因。作者认为,章句作为一种注疏体裁,出现于春秋末期;而章句之学作为一门学术,则产生于西汉宣帝时期。章句之学在两汉时期兴盛一时,与实行文化专制与学术禁锢的皇帝的鼓励、支持有关,也与经学各派维持与扩充自身势力的需要有关。章句与师法、家法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于师法、家法本身;章句也不是今文经学派所专有。章句之学后来渐至繁琐,遭到诟病,并最终走向衰落,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封闭的学术体系,而且在于它的注解方式对于阐发义理存在先天性缺陷。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遗珠(一)——日本双红堂文库所藏车王府曲本简介

１９９２年，北京首都图书馆将所收卷帙浩繁的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印制１５部发行，使这一明清时代戏剧曲艺的宝库得以保存并向海内外传播，实在是为保存中国古文献做了一件大好事。美中不足的是，正如剧艺专家关德栋先生在《石印〈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序》中所提到：“这...

道教文化与《长生殿》

该文认为，道教文化在唐明皇与杨贵妃文学故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唐明皇、杨贵妃题材的古代集大成剧作《长生殿》，杂取了大量的道教文化成分，使其情节关目受到深刻的影响，死生仙鬼的道教仙话模式是全剧情节的主线，人鬼仙、合离合等关目使全剧成为历史剧与游仙剧的二合一。道教文化因素，是作者抒情表意必不可少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剧作的后半部是全剧有机的、成功的组成部分。

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两汉德制,曾经历过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后汉书》所记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始正火德”事,向来被注家认为是汉朝实行火德制的开端,古今鲜有异辞。该文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证明,光武帝并非汉朝火德制的始作佣者;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而火德制亦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4年)取代了土德制。所谓“始正火德”,是针对新莽的土德“伪统”而言的,意为东汉始循西汉传统,以火德制为正统制度。

车王府曲本收藏源流考

1925年,马廉为孔德学校购入蒙古车王府旧藏大宗戏曲小说时,顺带购买了数千种车王府旧藏抄本曲本。次年顾颉刚为之分类并编制目录。抗战时,孔德学校所藏曲本移交北京大学,但并未全部交出。1952年,孔德藏书归首都图书馆。这些抄本曲本大受关注,而马廉最初所购源出车王府的"大宗小说戏曲",则知者甚少,其中可确认者至少有60余种弹词。或谓这批曲本为"未刻的稿本",大误。以300种原抄本子弟书为例,实来自百本张、百本刚等书坊,分数批购入。今学界多认同车王为车登巴咱尔之说,但对其世系则不详。今考得其族出外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主要世系为策棱、成衮扎布、拉旺多尔济、巴颜济尔噶勒、车登巴咱尔、达尔玛、那彦图。车登巴咱尔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卒于咸丰二年(1852)。长于京师,兼擅满、汉语,能汉诗,善绘画。娶清宗室多罗贝勒奕绘之女,岳母顾太清为著名词人、小说家及戏曲家。车王之趣尚当受岳家影响。今知曲本最晚时间可考者为光绪十四年(1888),而全部曲本实经数代人之手汇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