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的历程:内地在港大学生生存状态个案研究

对于内地在港大学生而言,作为内地人的社会认同虽然重要,但并不总是显著的,且社会比较是多元化的;其认同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但并非如后现代主义所说已是破碎的认同,而呈现为"流动的融合"的模式。本研究在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与后现代的社会认同观之外,提供了一种更均衡的认同观。同时,对于内地与香港两地群体的融合也具有经验启示意义。

略论袁昶对陆游的评价和接受——兼谈日记对接受史研究的启发

晚清诗人袁昶的稿本日记中,有很多对陆游及其诗歌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袁昶对陆游的接受侧重于人品修养与身体养生方面,但他对于陆游诗歌也很熟悉,并能化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袁昶稿本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可以部分改变晚清为陆游接受低谷之论,并对如何做接受史研究有所启发。

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研究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的应用

人种学研究中的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研究方法也可以应用到教育学的研究中,目的是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本文将结合笔者的研究经验,讨论三角互证研究方法三个阶段以及研究手段:观察、使用调查问卷以及访问,从而进一步阐释三角互证如何从三个角度避免单一研究方法所带来的数据局限性。

国外教育学及语言学研究中两种研究范式的对比: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

在研究法领域中,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与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两种研究范例经常被学者提起。本文将从四个具体特点对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进行比较,最后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提出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互补使用。

宏大叙事的探寻与中国中心观的再思考

中国研究领域存在某种碎片化的趋向,故对宏大叙事的探寻仍有必要。柯文曾梳理几种主要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模式,即冲击—反应观、现代化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和中国中心观模式,它们可以被视为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的几种宏大叙事。尽管柯文强调中国中心观模式相比于前三种模式的优胜处,但它也可能带来以下问题:未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太过贬低外在因素的推动作用;未足够重视历史的断裂性;有丧失全国性视野的危险;较为忽略历史分析中的思想文化向度。与之相对,一种充分接纳冲击—反应观、现代化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的有益成分的中国中心观将是一种更为健全的中国中心观。

“信得及良知”的理论与实践内涵——从王阳明到王龙溪的论述

致良知工夫的首要前提是"信得及良知"(自信良知),在阳明那里是历经磨难而印证的生存论智慧,并基本具备了理论框架:它不仅是对于良知人人本具的自我肯信与认同,也必然信得及良知作为万物本体和创生根据而主动吸纳融摄事为、知识等世间万象,良知无须坎陷、隐退,时刻遍在,才能保证一切依良知而行的充足的实践动力。信得及良知作为工夫实践的前提和动力,也是阳明后学的基本共识。其中,王龙溪将其精微化为对心体当下一念的自信,升格为致良知教的工夫法门和实存境界,证成了先天立心工夫的依据,彰显了最充足的道德实践动力和最强烈的道德主体性,以及心学顿悟工夫的关键所在。

将国家带入文化社会学

文化社会学1是晚近社会学界发展迅速的一个分支领域,但该领域既有的几种主要理论视角对国家角色未给予足够重视,尤其缺乏概念上的操作化。在对文化社会学的几种主要理论视角予以批判性回顾的基础上,初步尝试将"国家中心观"和"社会中的国家"的理论视野融入文化社会学,从而为国家概念在文化社会学领域中的操作化提供初步的参考框架。这不仅可矫正文化社会学中层理论建构的缺憾,也可拓展"国家中心观"的经验研究领域。

追古制而复雅正:宋初乐制因革考论

宋朝开国之初到乾德"和岘乐"的建置是宋太祖开国规制的重要内容。宋初乐制经历了"正乐名"、"复唐雅"、"追隋古"三个阶段,在继承并完成五代制度改革的同时,实现了对唐、五代建制意识的根本超越,由此开启了北宋纷繁复杂的议乐、改乐之路。宋初乐制因革的过程与内容亦体现出唐宋之际政治文化和学术思想的重要变化。

国家能力与文化治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上海为个案

国家能力是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近年来也引起国内学界的密切关注。但相关实证研究仍然较少,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相关实证研究更为罕见。近年解密的上海市档案馆相关馆藏档案,展示了财政资源这一重要的国家能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治理的影响。由于财政资源这一国家能力的不足,这客观上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设定的文化治理目标的推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国家能力进行更为具体和历史情境化的分析,将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国家能力状况。

《澈源邹氏七修族谱》所载邹守益子孙传记

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是江右王学的领军人物,其子孙中有六名较有影响的阳明学者:长子邹义、次子邹美、三子邹善、孙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邹义、邹美除外,其余五人皆入《明儒学案》,家学相承,百年不绝。安福县邹氏后人收藏的《澈源邹氏七修族谱》(民国六年修)第八卷中,收录有数十种上述学者的行状、碑铭,大都未载于传世文献中,今择其有价值者编校整理。本文收录邹义、邹善、邹美传记六种。

商文化与城墙有关的祭祀遗存浅析

商文化与城墙有关的祭祀遗存可以区分为城墙营造过程中的祭祀遗存、城墙使用过程中的祭祀遗存两大类。城墙营造过程中的祭祀遗存的祭祀对象可能为地祇。城墙使用过程中的祭祀遗存又可细分为城墙附近的祭祀遗存和城门附近的祭祀遗存。商文化与城墙有关的祭祀遗存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周代有深远的影响。

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自觉意识及其意义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文学集团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有清楚的历史使命意识,这种意识的出现,以明代士人分化以及"经术"与"词章"分离为基础。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运动,前后七子文学运动打破了地域限制,产生了文学的中心,出现了相对统一的文学主张,他们对文学与理学的关系重新思考,把文学创作提升到与理学平等的地位上。

论郑州商城的性质

郑州商城遗址的大型宫室类建筑、城墙等的始建年代不晚于"南关外型第二组",以这些大型工程兴建为标志的郑州商城始建年代也当以"南关外型第二组"为是,其始建于洛达庙晚期的观点尚缺乏证据。偃师商城的小城与大城并不同时,不是所谓的城与郭的关系,偃师商城的"祭祀区"与"铸铜作坊"的性质也需进一步研究。通过比较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宫殿区、聚落群,可以看出偃师商城只是二里岗期商文化在伊洛地区的中心聚落,郑州商城才是整个二里岗期商文化的中心聚落,也即文献里的亳。白家庄期,小双桥遗址替代郑州商城成为商文化的中心聚落,白家庄期以后,小双桥遗址衰落,郑州地区中心聚落的地位重归郑州商城,并且一直保持到人民公园期。

“见在良知”说的核心焦点与体认维度

"念念致其良知"何以可能?这不仅是聂双江、罗念庵质疑王龙溪见在良知说的起点,也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实践困境。双江、念庵立根于"未悟之因地",而龙溪立根于"已悟之果地",其"独知""当下一念""直心""自照自察"等工夫具有非对象化体认维度。泯合对待、当下呈现、自证自知、自我圆成,这是龙溪与双江、念庵对象化思路的根本差异,也是双江、念庵无法契会龙溪思想精义之所在。通向这一境地的契机是以"信得及良知"来纯化意识,回返本真。"见在良知"所彰显的"不二"维度,将儒家心性工夫的超越性、主体性意涵发挥至极。

明代复古派文章论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是明代复古派文章观的概括,此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公安派看来,复古派的病根就在于不懂"理"。复古派将文章典范放在左丘明、司马迁上,唐宋派则师法欧、曾,典范选择背后的争执是文章是否载道。公安派批评复古派"伪"体,而非阳明心学之"真"。复古派将"六经皆史"进一步发挥成"六经皆文",对"道"与"理"的理解陷入平庸状态。复古派剥离"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而公安派将"理"置换为阳明之"心",都是文道关系在中晚明的新变。

《澈源邹氏七修族谱》所载邹守益子孙传记(续)

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是江右王学的领军人物,其子孙中有六名较有影响的阳明学者:长子邹义、次子邹美、三子邹善、孙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邹义、邹美除外,其余五人皆入《明儒学案》,家学相承,百年不绝。安福县邹氏后人收藏的《澈源邹氏七修族谱》(民国六年修)第八卷中,收录有数十种上述学者的行状、碑铭,大都未载于传世文献中,今择其有价值者编校整理。本文收录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传记七种。

对夏商分界的一点看法

从夏商文化在夏商之际地域分布的变化看,夏商分界当在南关外型商文化第一、二组之间。二里头四期晚段文化是最晚阶段的夏文化,其绝对年代没有进入早商。

自然哲人:帕里努鲁斯的身份

在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帕里努鲁斯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人物。帕里努鲁斯之死是埃涅阿斯冥府之旅的背景,针对这一事件,存在着由史诗叙述者、埃涅阿斯以及帕里努鲁斯本人所描述的三个不同版本。前二者均将帕里努鲁斯之死描述为神意的结果,而帕里努鲁斯本人则给出了一个自然的和人事方面的原因。本文认为,帕里努鲁斯之所以如此并不奇怪,史诗作者述及帕里努鲁斯的六段诗歌的遣词都彰显出他具有某种哲人品性。无论帕里努鲁斯对自己的死亡的归因,还是他对天象的探查,都表明帕里努鲁斯是个自然哲人。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冥府结构

《埃涅阿斯纪》卷6冥府叙述中的矛盾,曾是众多注疏者关注的对象。论题在诺伍德"冥府三分"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维吉尔在其冥府描述中,巧妙地以叙述时间上的线形单维结构,掩盖了冥府叙述在思想空间呈现出来的诗人、道德和哲学的三维结构。这种三重结构与总体冥府描述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终末论的精致迷宫。

维吉尔的灵魂转世说及其哲学意义

《埃涅阿斯纪》卷六中的灵魂转世说和宇宙论向来是维吉尔研究的重难点。本文认为,维吉尔笔下的安奇塞斯通过人类灵魂在元气—心智—魂魄间循环的理论,证明了人类现世生命的必然性(现世生命是一种低级的但不可摆脱的必然存在),和以现世生命为起点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在现世生活中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使之在肉体死亡后最终复归到元气即纯粹理性的高级存在状态),罗马帝国政治生活的合法性似乎因此得到了保证。然而,由于维吉尔并未排除净化成功复归为元气的灵魂再次衰减为心智的可能性,人类历史包括罗马史的价值都将落入迷雾之中。或许,维吉尔作品中那股透入骨髓的忧郁和悲伤正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