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与中国实践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器官的短缺成为制约中国移植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为扭转过分依赖死囚器官来源的局面,中国在2010年开始启动人体(尸体)器官自愿捐赠试点工作,目前已在全国推进。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认为中国的器官捐赠体系建设不能照搬国际的成熟经验,因为捐赠过程的每一步都具有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意义。从捐献登记、确认捐献、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缅怀纪念到困难救助等,都展现出器官捐赠并非是单纯的管理问题或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到个人与家庭、身体的部分与整体、死亡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生命的赠予与回馈,以及器官的分配和公平性等社会文化问题。反思和关照器官捐赠体系背后的文化理念,将有助于审慎开展器官捐赠工作,避免拿来主义,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器官捐赠体系。

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与"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伦常"道德不再是它的基础,但其新基础也非宗族、地缘组织、基层市场结构,抑或"个人",而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本位已成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跨洋流动、地方适应与中国联结——毛里求斯华人社团与社会探析

基于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从华人社团组织与社会发展的角度,可见毛里求斯华人的跨洋流动、文化适应与地方化进程,而华人社团的历史变迁,见证了毛里求斯华人跨洋寻求发展的历程。毛里求斯华人社团活动与社会关系的交织重叠,乃华人社会与文化延续的内在动力,同时也为当地华人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随着中国的崛起,加之毛里求斯作为中非之间人、物流动"中转站"的特殊地理区位,更使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全球时代日趋频繁,并对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乃至地方社会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影响。

探索与论争: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谱系

本文系统回顾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时空重建 过程中的各种探索与争鸣,并对如何处理考古学文化交集现象,以及如何对考古学文化与类型进行界 定进行反思。

多样性的谋生技术——客家族群生存策略研究之一

广东客家是一个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的民系 ,这种适应性最根本的内容就是他们发明和利用了许多有效的谋生方式从而使自己存活下来 ;广东客家农民参与进两个不同的系统 ,首先他们与所在区域内的生物群 (包括人 )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 ;其次 ,他们与所在区域以外的地方的群体交换妇女和劳动 ,群体之间争取重新分配土地、人群重新分布 ,于是他们参与了一个地区系统。这两个系统不是互不相干的 ,各种有关的活动使它们结合在一起 ,而且调整了两个系统内部的关系和整体生物环境的关系。

族群依赖与冲突的共生模式——客家族群生存策略研究系列之三

宗族是广东客家应付环境的第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这个形式没有完结 ,村落是第二种有效组织形式 ;族群认同的实质为族群边界 ,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意识 (对客家人的起源、习俗、信仰的相同看法 )、共同的体质特征使客家人不容易丧失自己的文化边界 ;客家与其他族群、客家族群内部既有冲突 ,也有融合。冲突具有双重功能 ,它使客家人清晰地认识到己方与他方的族群边界 ,展现出客家的生存能力 。

直视不可见：中国与西欧地狱审判中的两种“可视性政体”

基于"可视性政体"概念,本文将对帝制中国和欧洲基督教两种政体进行比较,同时回溯上古中国对死后世界和古希腊对罪恶审判想象的起源,以及救赎宗教和仪式对它们的深化。此时起,两种"可视性政体"即很不相同。末日审判和狂欢使得中国与欧洲相区别开来,在中国,既有对死者的审判和救赎,也强调驱鬼、保护世人。此外,与欧洲权力和财富可见的场景相比,中国皇帝有不可见的特点。但二者的地狱审判和死亡仪式,都是呈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场合,在此人们讲述有关美德与救赎的说教性故事,并可直视帝国的审判及其反应。

空间：藏彝走廊民族文化生态研究的新视角

从空间理论的角度看,藏彝走廊既是地理空间,更是社会空间。因而运用空间理论研究藏彝走廊民族文化生态空间的整体特征,有助于理解民族走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对构建中国的"民族走廊"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遭遇公田悲剧的生命赠予——对血荒的新分析

中国的无偿献血事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如果将两个涉及公共物品管理的概念——公田悲剧和生命赠予——作为分析框架,反思中国无偿献血事业遭受的主要阻碍可以发现:虽然无偿献血事业自1998年受到法律保护,同时被国家视为中国公益事业的一部分,但是带有干预色彩的义务献血及带有交易性质的补偿献血仍然未能根除;在医院,临床用血的有效使用程度也因不合理用血弊端的存在而大打折扣。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献血和用血问题,而且对维系公共物品的基本原则形成根本性破坏。

分类、类推、对比与族群意识——桂北红瑶的社会结合与分层研究

类推与对比皆以"类"为基础,是社会关系扩展的两种路径。前者强调不同"类"的相似、亲和,后者强调差异、排斥。"类"的观念叠加族群意识后,在横向社会结合中主要体现为情感类推,在纵向社会分层中则为利益对比。族群意识既有情感因素,也有利益因素。其排他性不是必然的,而是与社会分层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或直接损失有关,它会使利益冲突变得情感化,而情感化了的利益冲突反过来又会强化乃至固化族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