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企业的创新投入强度提升8%。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通过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投资机会、改善公司治理和降低融资约束3种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具体表现为上述关系在投资机会较高、公司治理较差和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外资占比较高的行业和GDP增长压力较低的地区更加显著,表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环境中更能发挥作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企业并购重组决策--专栏导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迈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2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提到,上市公司做优做强的要求之一就是“促进市场化并购重组,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并购市场主渠道作用”。“十四五”规划中也强调,在促进构建产业体系新支柱过程中,“要鼓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兼并重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完善企业兼并重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求“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可见,并购重组是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

共同股东网络与国有企业创新知识溢出——基于国有企业考核制度变迁的实证研究

企业间通过股权网络产生联结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本文利用国有企业考核制度变迁作为其创新水平的外生冲击,探究共同股东网络对国有企业创新知识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股东网络能够发挥知识溢出“内部化”机制,从而促进国有企业知识溢出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产出。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技术相似度和地理邻近度更高时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影响共同股东网络促进国有企业知识溢出效果的关键是民营企业自身知识吸收能力的强弱。对于不同出口导向程度的民营企业而言,共同股东网络均能较好地促进国有企业知识溢出提升其创新产出,但对出口导向程度高的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以专利引用为特征的知识流动是共同股东网络促进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知识溢出的重要表现形式。最后,本研究还表明,共同股东网络促进国有企业知识溢出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创新质量及其资本市场价值。本文丰富了共同股东网络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同时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对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具有重要启示。

美联储降息对我国国有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影响及应对

美联储在2024年9月宣布降息50个基点,预期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出口业务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汇率风险的增加将为相关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其二,美国市场需求增加为我国出口产品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其三,全球资本成本下降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低成本融资机会,但同时也增加了金融市场波动性。

科学构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巩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成果,更加高质量地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有必要建立国企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便于相关部门掌握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存在的不足,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推动实现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深刻把握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这一角色定位;基于分层分类、国际领先、动态调整、数据安全和评价科学等原则,以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经济和社会双重目标并轨的逻辑,构建一套科学完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需要的国企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现代财政制度与共同富裕探讨

"十四五"是中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时期。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工具,应紧紧围绕共同富裕的主题展开,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对财政的定位,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贡献力量。文章基于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特征以及对现代财政制度提出的新要求,首先回顾了以往研究中现代财政制度对国家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以及如何建立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以往中国各类经济数据对现代财政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以及促进社会公平三方面的作用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现代财政制度将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起到促进作用的结论;文章还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影响,最终得出文章的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并购重组前的知情交易行为研究

并购重组中基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交易行为既是监管重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6—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考察并购重组前的知情交易行为对并购公告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重组前的知情交易行为引发了主并公司股价的提前反应,从而降低了并购公告时的市场反应,这一现象是由内幕信息泄露引起,且内幕信息主要来源于包括员工在内的公司内部人,而非机构投资者。进一步分析表明,改善信息环境可以有效缓解并购重组的信息泄露问题,体现为知情购买交易的信息泄露效应受到分析师跟踪、审计质量和问询函制度的有效制约。本文研究深化了现有的并购重组内幕交易行为研究,为实施精准监管和防范内幕交易等政策提供了一定参考和依据。

产业集聚、技术并购与知识溢出效应

本文将技术并购视为知识溢出的一种微观过程,考察究竟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在企业技术并购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及其影响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通过知识竞争效应和信息网络效应显著促进了技术并购的发生,但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并购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专业化集聚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而多样化集聚并没有类似的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制度环境是决定专业化集聚知识溢出效应能否发挥的重要影响机制,表现为专业化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在民营企业、社会信任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产业集聚知识溢出效应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技术并购决策的相关研究,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国有资本参股与民营企业金融风险防范——股价崩盘风险视角的实证研究

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国有资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其参股民营企业能否有助于金融风险防范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对此问题展开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参股通过约束控股股东掏空行为、提高企业风险规避程度和改善信息不透明度,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公司治理机制较差、管理层风险规避倾向较低以及外部监督力度较弱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同时,不同参与度、来源地和行政层级的国有资本对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呈现出差异化影响。本文厘清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理,对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功能、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发展和完善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主体应对--基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经验证据

基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视角,考察市场主体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应对行为。首先,本文分析了EPU上升影响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理论机理。其次,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EPU上升时民营企业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的参股概率和比例显著增加,表明民营企业倾向于引入国有资本以应对高EPU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从民营企业需求侧看,EPU上升时融资约束较高、财务困境风险较高及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引入国有资本。从国有资本参股的供给侧看,EPU上升时更关注全局社会福利的中央国有资本相比于地方国有资本具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参股民营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国有资本的参股。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引入国有资本能够帮助民营企业更好地“对冲”EPU上升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和企业资本市场价值下降。本文丰富了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动因,也为高EPU环境下民营企业的策略性应对行为提供了新证据,同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有资本在不确定性冲击中的“压舱石”作用。

企业家的伟大实践:伦理价值与社会福补的实现

企业管理者应该“在商言商,尽力为股东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管理理念似乎无可指摘。但真正有意义的企业管理是在管理过程之中赋予其伦理价值和社会福的属性。企业管理的伦理价值属性体现在“以人为中心”开展管理工作,社会福证的属性体现在通过管理工作使得企业成长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中外一些伟大企业家的管理实践表明,上述判断虽然凝结了很多理想主义的情结,但却是伟大的管理与平庸的管理区别之所在。

重大资产重组核准制效果研究

2014年,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修订前上市公司所有的重大资产重组都需要得到证监会核准,而修订后现金支付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再需要证监会核准。本文以此次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收购方参与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研究样本,研究原本需要核准但因政策放松不再需要核准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的绩效变化。研究发现,相较于对照组,放松核准后的重大资产重组虽然数量显著提高,但绩效有所降低并具有异质性:放松核准后重组绩效下降的情况在收购方第二类代理问题较严重和成长性较低的重组事件中更加显著,而对于成长性较高的企业,放松核准却会提高其重组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放松核准后,收购方进行跨省和跨国重组的可能性增大,但这两种重组的绩效降低;放松核准还增加了重组后商誉减值的可能性。本文结论表明,放松核准可以有效地激发市场活力,但依然存在相关因素影响市场化改革。

企业家的伟大实践:伦理价值与社会福祉的实现

企业管理者应该“在商言商,尽力为股东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管理理念似乎无可指摘。但真正有意义的企业管理是在管理过程之中赋予其伦理价值和社会福祉的属性。企业管理的伦理价值属性体现在“以人为中心”开展管理工作,社会福祉的属性体现在通过管理工作使得企业成长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中外一些伟大企业家的管理实践表明,上述判断虽然凝结了很多理想主义的情结,但却是伟大的管理与平庸的管理区别之所在。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三个发力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系统谋划了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方略和战略安排。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设置专门篇幅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行集中部署,这充分体现了国资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改革目标、改革原则和改革策略三方面来把握《决定》有关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精神。

融资约束下的并购:代理问题、谨慎投资还是传递信号?

本文采用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探讨面临融资约束企业进行并购的动因,并且在现有研究的代理理论、谨慎投资假说之外,提出了信号传递假设,以检验融资约束对企业并购后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主并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其短期并购绩效越好、长期并购绩效越差,说明融资约束下的企业并购更适合用信号传递理论来解释。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以现金支付的并购事件中更加显著;信号的积极效应大概会持续14个月,之后逐渐减弱并在第29个月后呈现负面影响。本研究认为,应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减少对民营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额外成本,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才能为企业长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