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公共管理中的跨界行动者:理论脉络、研究框架和未来展望

为应对公共问题复杂性的增加,公共管理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界活动。“跨界行动者”是执行关系搭建、信息传递、统筹协调、改革创新四项跨界活动的行动主体,目前,这一微观主体已在国际论文发表中得到重视,但在中文研究中鲜有讨论。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跨界行动者英文发表的整理,重点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发表论文的系统性文献综述,梳理了“跨界行动者”的理论基础与内涵外延的演变脉络,从行动前因、行动策略和行动结果三个方面总结归纳了现有公共管理跨界行动者研究的框架,并讨论了现有研究的潜力和在中国情境下跨界行动者研究的未来方向,以期为国内研究者提供参考,推进跨界行动者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

专栏导语: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几个问题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报告，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公共管理的认知科学研究:范式挑战与核心议题

如何以认知科学的范式进行公共管理研究,是关乎两个学科群的重大学术战略问题:包含6个学科的认知科学进入公共管理将极大地扩展公共管理的知识边界,但公共管理的组织—社会性也使认知科学的个体范式受到挑战。从国家逻辑看,公共管理是基于文化—政治理念诉求,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寻求政体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管理活动,其范式不是个体理性的,而是价值情感—工具理性统合的组织、社会范式。故而,公共管理的认知科学研究的关键变量应转移至以spirituality为核心的文化、意识形态等信念变量,体现公共性的制度—道德的规则变量及利益诉求的理性最大化变量。二者交叉可能带来"认知科学的公共管理认知学"和"公共管理的公共管理认知学"两个路径与知识体。

道阻且长,“行”者将“治”:公共事务的行为治理之道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国外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热点及演化路径——基于SSCI样本期刊(2006—2015)的文献计量分析

自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发表以降,公共管理领域逐渐地取得了自身的"知识增长",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管理领域的议题也经历不同时代的变迁。论文基于SSCI样本期刊(2006—2015)收集国外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中的文献,并通过文献计量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当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及其演化路径;经过聚类,发现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政府问责与机构改革议题、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议题、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议题、欧盟一体化议题和治理与创新议题,同时也呈现出多元化演进和研究纵深化趋势。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方法与反思——基于2016—2021年SSCI/CSSCI来源期刊及JBPA相关文献的分析

行为公共管理学历经五年的快速发展,逐渐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本文在政民互动双轮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学科探讨”三齿轮模型,对2016年至2021年SSCI/CSSCI来源期刊中含“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论文和在Journal of 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研究主题的系统梳理,同时分析和归纳了这些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总体发现是:行为公共管理相关研究呈现出“主题多样化、方法定量化”的特点。其中,政府行为聚焦公共组织行为中的个体行为层面和政策对象行为中的政策与倡议层面,而公民体验的研究则聚焦公民态度层面;研究设计以定量研究特别是调查实验和问卷调查为主。最后本文反思了既有文献的不足,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公共组织行为问题:最新代表性研究及探讨

公共组织行为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行为研究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拓"。本文选取近期在国际公共管理研究顶级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和Public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的4篇学术论文分别加以介绍。4篇论文聚焦公共部门的变革支持、战略规划及工作满意度,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充分展示了行为公共管理学把来自心理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相关认识整合进公共管理学中的特点。本文从三个方面对4篇论文进行评介:研究问题与假设、研究方法与结果、研究贡献与局限。最后对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公共组织行为研究进行小结和展望。

以培育促进协同:社会生产理论视角下协同治理的变迁逻辑——基于广州市社会应急力量发展的研究

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是协同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社会生产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的协同治理实践及其深层次逻辑提供理论参照。基于广州市社会应急力量发展的经验观察,协同治理经历了社会自生产下的弥散型协同、社会被生产下的整合型协同和社会共同生产下的共生型协同等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国家对治理环境的变化进行回应,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形式下通过促进社会生发、释放社会活力、实行力量整合,推动协同主体的生成、协同活力的激发和协同秩序的建立,体现了“以培育促进协同”的逻辑,推进了协同治理的实践进展和理论演进。

公共服务动机的副作用:文献评述与机制探究

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共管理领域长久不衰的重要议题,也是公共部门组织行为研究的持续焦点。公共服务动机常与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相关联,但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会正向影响消极满意度、职业倦怠、缺勤等一系列消极的工作态度、心理健康和工作行为。论文利用PRISMA方法对现有讨论公共服务动机负面影响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并借鉴个体-环境(不)匹配理论和工作需求-资源模型,揭示公共服务动机在作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时产生负面结果的机制差异,具体为:“物极必反”效应——个体-环境匹配在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投入的关系间发生催化作用;“负正得负”效应——公共服务动机增强个体-环境不匹配与资源损耗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关注上述负面结果的可复制性,挖掘组织层面的负面影响,以及开发缓解公共服务动机负面结果的工具,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重视公共服务动机的副作用。

建构共识:在精英结构分化的村庄落实“一肩挑”——基于“S村”的经验研究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对解决村庄“两委”矛盾,强化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两委”力量相互制衡、精英结构相对分化的村庄,“一肩挑”制度的推行并不顺利。2021年,A镇在所辖16个行政村推行“一肩挑”制度,其中15个村都顺利实现了村内组织“一肩挑”,唯独“S村”遭遇瓶颈。其主要原因是该村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村“两委”相互制衡的精英结构,仅靠村庄自治力量难以实现权力整合。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党委通过灵活运用党的工作方法分别在村庄精英内部以及村民内部建构共识,为强调权力整合的“一肩挑”制度创造条件。一方面,通过党内干部工作方法在原村干部内部打破隔阂,在村庄精英中凝聚候选人共识;另一方面,利用群众工作方法凝聚村庄民意,在村民中构建选举共识。在村庄自治力量存在分化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对整合村庄精英、建构村内共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构建租购并举的退役军人住房保障体系研究

适宜的居住环境对于保障和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退役军人住房保障如何既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又不超越基本国情是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本文在辨析国内外退役军人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之上,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梳理了我国退役军人住房保障政策演进,分析了现有政策的主要特征与关键问题,最终提出了构建租购并举的退役军人住房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对于推动广大退役军人“住有所居”与“住有宜居”、构建“普惠与优待”叠加的退役军人政策制度体系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许可的理论机制与实践逻辑——一个关于环境邻避项目的混合研究

社会许可是受项目影响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如何在邻避项目中获得社会认可已成为困扰公共治理的重要难题。引发冲突的因素复杂多样。本文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社会许可概念,将获得邻避项目的社会许可作为研究目标,从社会公平视角出发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获得社会许可中的关键作用。基于B县垃圾焚烧项目案例和心理学实验(N=820)分析发现,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重要维度,社会公平对于社会许可具有核心影响。具体而言,决策过程的程序公平和执行过程的分配公平均可助推社会许可,而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起到双重调节作用。研究还显示,公众获得感的增强是获得社会许可的长效机制。因此,社会公平需要和与之匹配的个体主观认知相辅相成,才能最终化解邻避冲突,实现社会许可。本研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持。

算法行政: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算法在政府治理中的逐步应用推动着行政效能的提升和范式转变,也带来了一系列风险问题,需要有效规制与应对。为更好地理解算法对公共行政的系统性影响,了解现有研究全貌,进而更好地推进该领域的研究进程,论文系统梳理了相关文献,分析探讨算法行政的缘起与内涵、组织形态、效果评价、影响因素、风险类型与规制等重要议题。研究发现,算法行政是算法与公共行政融合背景下传统官僚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型组织模式,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组织形态。算法行政的发展受到技术与制度环境、组织能力、公共价值等多重因素影响。算法行政面临的风险包括算法系统的不透明性、技术依赖、民主问责、偏见与歧视、制度适应性等,风险规制则需从价值、技术、监管、制度和协同等多元视角来理解和进行。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引入法学、政治学、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视角,丰富多元方法的使用和场景选择,系统分析算法行政的概念内涵、形成机理、风险挑战等议题,并探索中国制度情境下的算法行政模式与研究。

重塑乡村公共性: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以湖南省沙洲村为例

村民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基石。因此,如何激活村民自治、让村民自治有效运转起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湖南省沙洲村通过整合公共利益、强化公共参与、形塑公共规则以及培育公共精神,重塑了乡村公共性进而全面激活村民自治,使重塑乡村公共性成为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沙洲村案例表明:党建引领中内含的利益整合逻辑、组织化参与逻辑、秩序建构逻辑以及公共精神再造逻辑共同促进了乡村公共性重塑,进而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通过党建引领重塑乡村公共性来激活村民自治,一方面回应了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何以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形塑了农村基层党建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互构的基层治理格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沙洲村探索的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创新实践,不仅通过回答党建引领何以激活村民自治而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内涵,而且为推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发展、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实现基层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沙洲村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多层级系统联动和农村社会力量的成长,也是这一机制推广所需要的基本制度条件。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提升政治参与吗?——基于政策反馈理论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进入社会政策快速发展和完善的时代,然而学界对社会政策的发展和调整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和后果关注较少。本研究运用政策反馈理论,以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为例,利用微观调查数据CSS2017分析了中国社会政策对大众政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提升了高制度化和低制度化政治参与,最终显著促进了公众的整体政治参与;(2)进一步分析发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对高、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解释效应实现,资源效应不显著。即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未对参保者的政治参与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够通过增强居民的社会地位认知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等方式塑造参保者的认知和态度,进而促使高、低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增加。(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无明显影响,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均不显著。本文的结果证实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支撑了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合法性;同时也发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所提供的资源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及其实践研究

政府绩效管理是借鉴工商企业管理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行政管理模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绩效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在政府管理工作中得到有效运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已成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现实需求。然而,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研究的滞后性还有待创造性地推进;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的迷茫性还有待于科学理论指导。因此,在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如何构建和形成中国特色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我们任重而道远!

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

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公共管理学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民互动情境下的"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一方面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决策行为过程及其输出;另一方面是公民认知与情绪体验过程及其反馈。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法,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趋势表现在研究主题的与时俱进,方法与技术的兼收并蓄以及"学"以致用、构建和谐政民关系。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一提两抑”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公共决策。“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指当地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是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石。本研究借助“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两个调查实验(N=354+354),一个现场调查(N=520),全面考察公共决策透明(过程透明和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明确这一关系的作用边界。结果发现:1)决策过程透明与内容透明正向影响社会许可;2)政府信任调节决策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3)结果依赖调节两类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基于这些结果,作者总结出正性的“决策透明效应”以及“谨慎的不介意”和“有选择的忽视”之双缓冲作用,即“一提两抑”,以更好地理解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回归政治与技术双重理性本义

政府绩效管理是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统一体,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存在明显的重技术理性而轻政治理性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追求作为一种管理技术系统的自洽性,热衷于以技术手段设计和开发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技术理性代替政治理性探讨政府绩效管理机制,沉湎于对技术的精细化追求。今后,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领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强化政治理性研究取向,实现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有机结合;跳出技术理性主导下研究视角的短视陷阱,立足于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学科"大问题";致力于本土关照,探索融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管理机制;从政府再造的系统角度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关联问题,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