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规整散与清中期淮盐困境的应对机制——兼论淮盐纲法崩溃的原因

清前中期淮盐流通是在官府监督下由盐商自主运销的体系。到了乾隆末年,市场开始供过于求,淮盐进入滞销和跌价的困境。由此,轮规整散成为朝廷调控市场关系、改善淮盐困境的应对机制。随着时间推移,轮规对于保价和疏销的各自作用,呈现出从有效到失效的渐进过程。伴随着轮规的失效,淮盐跌价和滞销的困境加剧,直至淮盐市场的败坏和纲法体系的崩溃。而这一应对机制无力改善淮盐困境的原因,除了轮规整散的固有缺陷之外,还包括朝廷积年累月的额外财政索取,以及嘉道时期国内银价持续上涨的不利货币体系。

汉代察举郡国人数分布探微——以贤良、文学与孝廉科为中心

汉代单次察举人数及其郡国分布值得再关注。内郡与边远郡受各种因素影响选举有不平衡性。汉昭帝时盐铁会议参会贤良、文学60余人,郡国所举文学占多数。从郡国总数看与应举数有较大差距。大量边远郡尤其新开郡僻远人稀文教落后,多缺乏选举条件,所举应以内郡国为主。宣帝后举贤良、文学明确针对内郡国证实了这一点。由此推断,作为察举制主体的举孝廉虽定郡国举2人,但实施中大量口20万以下的边远郡,尤其10万、5万以下的更小边远郡经常未能完成或也是常态。以《汉书·地理志》西汉末103郡为据应岁举孝廉206人,实际数当不及此。东汉和帝两次改制,孝廉察举数与人口挂钩更为合理。但在门第大兴的背景下又为权贵开方便之门,为察举制崩坏埋下伏笔。

清代后期吐鲁番的借贷市场

在清代新疆的吐鲁番借贷市场,存在中人借贷、保人借贷、抵押借贷、典借贷、租卖借贷等多样的形式。不同借贷市场之间的流动与套叠,租卖借贷的现代金融特质,以及同一或不同市场资本套利的活跃度,均反映了吐鲁番借贷市场的多样性、复杂性与现代性。政府通过法规的制定、执行,以及资本投放,对民间借贷进行管理和扶持,证明吐鲁番借贷市场是由政府监管的自由市场。

以合同为中心的竞争市场——清前期淮南场商和运商食盐交易研究

清前期淮南盐区场商和运商之间的食盐交易呈现如下特征:第一,合同是交易的核心凭证,买卖双方往往通过远期合同来确立和维系交易关系;第二,面对市场行情和盐价涨落,在具有人情关系和信息渠道的中间媒介作用下,远期交易往往形成复杂的ABC交易模式;第三,这种复杂的ABC交易模式容易造成交易主体之间的纠纷,而州县官员的审理态度则显示出官府对民间合同的尊重和对市场秩序的维护。由此可见,尽管受到官方很多制度约束,但是清前期准南场商和运商的食盐交易,基本在以合同为中心的竞争市场体系下进行。清前期食盐贸易,不能简单视为与“市场”对立的“垄断”体系,而是专卖体制下的竞争市场。

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理论模型及其分析价值

传统中国的某些朝代或者时段,市场已经高度繁荣,市场技术手段也相当发达。经济史学界认为,其中既可能已经存在朝市场经济演化的经济形态,也有可能存在着并列于市场经济的经济传统。聚焦于此,国内学术界形成了吴承明的传统中国交换理论、刘志伟的贡赋体系理论、龙登高的朴素市场经济理论和彭凯翔的传统中国民间市场经济论等不同看法。吴承明的交换理论模型,强调使用价值交换并非商品交换,不可能是市场经济,进而区分了传统中国商业中的市场经济传统和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交换,指明了传统市场中既含有向市场经济演化的成分,也存在着反市场经济的交换行为;刘志伟的贡赋理论模型,从本土经验出发,构建起一套分析框架,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意识形态不是Economy,而是王朝国家为实现统治而聚敛和分配财富的手段,传统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贡赋经济;龙登高的朴素市场经济理论,重视的是生产要素的产权形态及其交换、民间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王朝国家对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彭凯翔的传统中国民间市场经济理论,注重传统中国市场运作的制度要素,充分论证了市场交易得以实现的制度产生历程及制度自身的运行逻辑。这些理论模型或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总结了传统中国的市场特质与发展路径;或从中国经验出发,建立符合本土实际的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对话的关于传统中国市场的原理性认识,均有重要学术意义。

清代盐政基本原理论纲(1644-1850)

清朝发展出复杂的盐业管理制度体系,设置官员,特许专商,派出兵丁、巡役,对食盐的产、运、销进行全面规制,其目标为盐课收入,即所谓“规制生财”,这揭示了清代盐政的基本目标、特点和性质。清代盐政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五大原则:盐课收入最大化期望转化为课入最优化实践的试错原则,交易成本与课入量动态协调的平衡原则,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折中原则,作为盐区边界纠纷动力的行政收益考量原则,使盐区难以改划更无法取消的路径依赖原则。这五大原则型构了清代盐政运作的内在逻辑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