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指金杯考--兼谈吐谷浑与粟特的商贸关系

在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鋬指金杯。本文通过将其与唐、粟特艺术中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认为它可能是一件7世纪的粟特输入品,反映了吐谷浑同粟特之间密切的商贸往来。这样的发现在当时并非孤例,共同验证了吐谷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东部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

“满洲金本位化”政策与大连、上海、日本三地间的资金“逆流”现象(1917-1933)

自1917年起,日本政府用与日元挂钩的朝鲜银行金票为工具,积极推行“满洲金本位化”政策。金票受到东北地区银本位货币经济圈的排斥,出现过剩与贬值。大连商人、日本贸易商、日资汇兑银行、上海的对日汇款者等以上海为中心买卖金票,针对金票与日元的差价进行套利,使大连、上海、日本三地间形成与贸易决算关系不符的资金“逆流”现象。伴随着资金“逆流”,日本与大连贸易的决算资金迂回上海间接汇兑,上海长期扮演着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汇兑的媒介角色。

冷战时期科学家组织如何影响美国核政策——以宜居世界委员会为中心的讨论

冷战时期,科学家组织曾对美国核政策形成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由著名科学家利奥·西拉德创建的宜居世界委员会,通过募集捐款,支持与宜居世界委员会观点一致的人参与议员席位竞选,从而影响美国国会有关核政策议题的走向。在美国朝野关于“多边核力量”的讨论中,宜居世界委员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也成为美国终止“多边核力量”的因素之一。虽然该组织在成立初期受到美国冷战政治气氛的制约,但仍然发展为对美国核政策相关议题具有影响力的特殊政治力量。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响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深受不平等条约和文化差异影响。19世纪末,西方各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出现战略趋同,形成了以检疫、隔离、消毒和治疗为内容的西法防疫,并依仗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推行,中国也开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进行检疫。香港鼠疫期间,由于中外防疫方式差异显著,列强开启了防疫交涉,华洋分治成为中外处理防疫事务的方式。此后十余年间,鼠疫和霍乱交替流行,列强在加深对华侵略的同时,强化了防疫交涉,直接要求地方官府采取西法防疫。对此,中方起初采取自办防疫策略,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时,仍坚持传统防疫方式。直至东北大鼠疫期间,疫情危急,中外防疫交涉强度增加,清政府被迫主动自办西法防疫,以维护行政管理主权,避免外国干涉。与近代其他事务一样,列强通过交涉对清政府的卫生防疫进行干涉,国人则在形式上予以接受,但仍坚守传统防疫理念。

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下,各医学校开设了一些简单的卫生学课程。协和医学院建立后,兰安生于1924年10月设立卫生与健康学系,建立起一套预防为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公共卫生学课程体系,形成了独立的公共卫生学科。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标准课纲的形式向全国各医学院推广协和经验,至20世纪40年代,主要医学院基本设立了公共卫生学系。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学科经历了从卫生学课程到独立学科的发展,但受制于政治及社会因素,培养的人才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卫生需要,亦无力改善社会的健康水平。

咸同时期天津海防经费演变刍议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瑞麟、僧格林沁等人主导重建天津防务,并以盐斤复价、天津厘捐作为新增兵勇军饷和巡船经费。战后,为应对内外军事威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在天津选练洋枪队,修复大沽炮台。该项兵勇军饷和巡船经费奏准保留,并逐渐扩大经费的来源和规模,形成了以盐斤复价、津海关六成洋税、洋药厘捐、天津厘捐和东海关协饷项为主要名目的天津海防经费。天津海防经费经历了从临时经费向常设经费的演变,成为三口通商大臣练兵设防的经费来源,显示出清政府开始正式设立海防专项经费。

光复初期台湾地区海港检疫的重建及其困境探析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省政当局重建了一套海港检疫管理体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成立台湾地区检疫总所,作为统一管理台湾地区港口和航空检疫的机构,下设十几个检疫所。由于受到地方政治波动的影响,检疫所的管辖权在三年时间内几经转移,影响了业务的开展。检疫所与港务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检疫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台湾地区检疫总所所长因腐败违法,更直接导致检疫总所被撤销。在光复后台湾地区海港检疫工作量和难度均大为增加的情况下,受种种因素影响,台湾地区的海港检疫举步维艰,难以达到有效防疫的作用。台湾地区光复后重建的海港检疫虽自成体系,但因检疫部门与港务系统以及卫生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存在诸多问题,卫生行政的责任逻辑尚未厘清,致使卫生防疫缺乏系统支持而成效不彰。

18世纪法国对“专制”概念解释的转变——以奥斯曼帝国为例

17世纪末到18世纪,“专制”被视为在法国内外大肆蔓延的传染病,其中奥斯曼帝国作为专制政府的代表,成为法国政治文化论战的焦点。但这一时期“专制”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由培尔、孟德斯鸠、杜尔哥和沃尔内等思想家的发展,从一种具有某些合理性和积极作用的政体形式逐渐转变成预示法国文明优越感和干预东方事务的理由。纵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专制”的解读可以发现,他们的最终落点不在奥斯曼帝国而在法国本身,目的是使法国通过对照他者来更好地认知自己。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追溯东西方之间交往和互动的历史,而且有助于理解法国甚至欧洲借助东方来认识和定位自身特性的过程。

历史语境与话语语境下的司法秩序重建--以巴黎高等法院1753年大谏诤为中心的考察

18世纪中叶,法国各地陆续出现一系列拒绝圣事事件,致使巴黎高等法院介入。在对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国王、巴黎总主教以及高等法院之间矛盾逐渐激化,三者针对审判权问题展开争论与博弈。1753年,巴黎高等法院发起大谏诤,第一次完整地建立起一个因"职责"而阐发的理论体系,以期对司法秩序进行重建。本文以大谏诤发生的权力关系背景和谏书内容为考察对象,拟从御前会议与高卢主义两大历史语境入手,对法国近代早期的司法权力结构演变问题进行探讨,并在"通过御前会议统治"和"教会在国家中"两种话语语境之下,分别就高等法院针对该结构所提出的重组司法权力、重划教俗界限等主张加以分析,进而加深对司法秩序重建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其合法化过程的理解。

政治宣传与历史书写:论晚清“帝党”“后党”概念的起源

“帝党”与“后党”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常被使用的一对概念,但已有研究比较欠缺对其本身的界定。这一对概念系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斗争中提出,并被分别赋予革新与守旧的脸谱化形象,分别与“新党(康党)”和“旧党”等同,以适应维新派的宣传需要。这样的概念和形象广为流传,并被后来的历史学者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深刻影响了对晚清政治史的书写。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鋬指金杯考——兼谈吐谷浑与粟特的商贸关系

在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鋬指金杯。本文通过将其与唐、粟特艺术中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认为它可能是一件7世纪的粟特输入品,反映了吐谷浑同粟特之间密切的商贸往来。这样的发现在当时并非孤例,共同验证了吐谷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东部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

郭实猎在暹罗的活动与他对清政府海禁的突破

郭实猎是非常重要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他的个性向来以狷狂、极端著称。他在1831年率先突破清政府海禁,成为19世纪以来首位以个人身份成功进入广州、澳门附近区域以外中国内地城市的西方人,并为后续的鸦片贸易扩大化和鸦片战争奏响了序章。郭实猎妻女突然离世是他决心铤而走险、进入中国的直接诱因;而他在暹罗期间的医学传教活动,则为他成功进行中国沿海的探险奠定了重要的语言和人脉基础。这也是后人研究东南亚华侨与内地关系的重要线索。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殖民卫生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占领地设立军政署,含糊规定军政事务的范围,从而给军政官留下侵占中国地方行政权的空间。在此过程中,为保障军队免受传染病的侵袭,日本军政署根据各地社会结构,采取不同的策略推行卫生管理,在安东推行军政署监督的市政卫生,在奉天推行交涉卫生,在大连和旅顺直接管理卫生事务。军政裁撤后,各军政署的殖民卫生职能相继被日本领事、关东都督府或满铁会社接管,进而形成不同的殖民卫生模式。军政署在各地建立的殖民卫生非法攫取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成为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殖民卫生体制的肇始。

东晋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与中国南方经济区域划分

东晋南朝政权开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以往学者根据不同标准对东晋南朝经济区域提出不同划分方式。东晋南朝经济区域的开发与形成,兴建农田水利不仅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工程,也是古代国家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据此考察东晋南朝有效控制范围与农田水利设施,王朝可以划分为长江三角洲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四川盆地、延边诸郡、东南沿海及珠江、赣江、湘江沿线。前五者均属长江流域,是典型的经济区,构成王朝财赋所出;延边诸郡主要为对北方战争服务,农田水利兴废与战争有密切关系;四川盆地对王朝经济的支持作用则相对有限。东南沿海与珠江、赣江、湘江等南方水系区域更接近由据点构成的交通线路,主要承担广州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沟通任务,该区域鲜见农田水利兴修记载,不同线路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竞争关系。

李镇汉著《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评介

宋代中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全面走向海洋,对外贸易的重心也转移到海上,这种新格局引起了众多海内外学者的长期关注。①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学术争鸣。韩国学者李镇汉所著《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韩国景仁文化社,2011,以下简称《宋商往来》),正是一部具备学术批判精神的宋代海外贸易史的著作。

识小必须见大,平实不可平庸——邱捷教授学术访谈

邱捷教授1978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我校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在近代中国商人研究、孙中山研究、近代广东社会研究、晚清政治制度研究等课题都有创新成果,近十余年集中精力点注与研究《杜凤治日记》。邱捷教授对自己学术研究的特点与局限有客观的认识,对若干课题的拓展、创新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改兑与冻阻:明代漕运体制的两难选择

河道封冻对水上运输的影响由来已久。进入明代,自然河冻与漕运制度产生了更为紧密的关联。在永乐北迁后的漕运压力之下,政府在舒民困与增运量之间只能选择前者,长运法取代支运法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长运不必中途搬卸,也无须频繁更换船只,虽可显著增加运输效率,但也给本就十分脆弱的漕运体制以巨大考验。由于运输周期延长,避免冻阻的有效机制不再发挥作用,明中后期的漕运一直被冻阻的阴影所笼罩。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变通处置冻阻的办法反而促成冻阻的进一步扩大,加上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刻意牵制,深刻影响着国家供应体制。

“结甲自实”与“打量画图”:南宋经界法推行的两种路径

南宋绍兴经界的推行,是为了解决南宋初期特有的土地赋税问题,其目标是令“民有定产”“产有定税”,即“定户”与“均税”。李椿年与王鈇为达到上述目的,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思路推行经界,并影响了此后的基层实践。王鈇使用的是“结甲自实”法,依托于都保联户组织的属性,以人为母、以田为子,依户寻田。李椿年则借助当时都保逐步地域化的趋势,推行“打量画图”之法,以田为母、以人为子,系户于田,并最终将分散的田地进行归户。就“均税”而言,两种方法效果不分优劣;就“定户”而言,“打量画图”之法则更为有效。

市场流动与盐政运作:明代两广盐业布局的重构过程研究

传统时期中国的盐政运作是否具有市场导向,一直很有争议。在贡赋体制下的明清中国,通过控制盐的流通以获取税收是盐政的主要目的,盐税征收状况由此很难与盐业市场的布局、规模及其变化相脱离。明代两广盐区中,广东和海北二提举司、粤东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盐场生产规模的此兴彼衰现象,就充分展现了贡赋体制下市场在盐政运作中的意义。明初两广盐的开中、天顺成化间的余盐抽银和正德以后的潮桥榷饷,都是在中央与地方、尤其是地方军门及各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博弈下,推动盐业制度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这一过程也显示了市场在贡赋体制变迁中与贡赋的结合方式的变化。盐政运作是各级政府不断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盐利最大获益的过程。不同的时期,市场与贡赋的不同结合方式,由此形成不同的盐业布局的重构方式。

清末湖北省的留日军事教育——以张之洞督鄂时期为中心

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清末留日军事教育的有力推动者。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底的第一次大规模官费赴日留学之前,他已开始自行筹划派遣以军事学生为主的留日学生。而在日方做出邀请之后,他顺势开始持续派遣大量留日军事学生。由于当时中国的新政事业迫切需要人才,留日军事学生往往被提前召回国内,未及深造。湖北的赴日军事留学开展较早,规模较大,毕业生成为他省督抚与练兵处竞相延揽的对象,引发激烈的人才争夺。在中日关系、军事改革和政治诸方面,湖北的留日军事教育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