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元唐绍仪内阁

民国元年唐绍仪内阁是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后根据《临时约法》组成的共和国第一届内阁。由于唐内阁存在时间不长,政绩不彰,因此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从唐内阁成立的政治环境与组建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的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经过协商形成的混合型内阁,主导权操在极权主义者袁世凯手中,内阁成立伊始,便面临种种矛盾并且不被列强所看好。尽管唐绍仪曾是袁世凯的亲信,且因热衷于共和而被南方革命党人所接受,就其政治历练与交通系背景来说,也具有一定优势,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但他终为袁氏所摈弃,施用种种手段,摧垮了唐内阁。唐绍仪内阁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唐氏有其内阁人事制度的原则与新政权内政外交的抱负;内阁组建后亦承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建政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唐内阁的各项政策,形格势禁,未能有所展布,但唐氏本人促成南北统一、希望促进孙袁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愿望,还是应当肯定的。唐内阁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从理念进入实践的最初尝试,大力推动了民初的宪政建设,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文学革命与苏曼殊之文坛境遇

作为南社及"清末文人最完美"之"代表",苏曼殊集非理性主义特征于一身,适成文学革命之难题。对其文学的不同观感,直接体现新文化运动之冲突和运思。苏曼殊本属新文化运动之圈中人,卒以理性主义崛起及胡适与南社之扞格而被淡出。新文化运动本以浪漫主义为引擎,卒以"科学"与"理性"而现形,迅即分化亦所必然。

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

驿传制度是中国古代专门承担接待过往官员、使节和邮递文书的交通制度(元以後始称驿站制度)。这一制度自殷商创立之後，历经各代，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唐宋之际，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驿传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史界对此制度之研究可谓是成果显着，

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

南翔自聚落形成之日起就与寺院之间纠葛不断,经过宋元明清四朝的不断"层累",其历史已被当地人前推至南朝萧梁时代,从而完成了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的型塑。以上过程,直接因应于明中叶以降江南市场发育和市镇聚落拓展等关键历史阶段。作为南翔"三大古刹"之首的南翔寺,不仅参与并见证了南翔镇从兴起到日趋繁荣的历史过程,而且逐渐由单纯的宗教中心发展成为集宗教、商业和行政等职能于一体的重要场所。然而,寺庙并非市场发育的主导"驱动力",南翔镇的形成及成长,乃是空间、制度、商贸、文化等多条脉络交互作用下的产物。

宋代书判拔萃科考

宋代书判拔萃科仅存在于北宋前期,曾两度置废,但性质有所不同。首次设置于建隆三年,属于吏部科目选,应试者须是有出身、有官者。大中祥符元年,因失去科目选意义而被废。第二次设置于天圣七年,属于制举之一科。景祐元年,因不合皇帝亲试的制科规矩再度被废。宋代书判拔萃科有较为严格的考选制度,曾得到认真执行。

宋朝皇帝与朝臣的信息博弈——围绕入内内侍省与进奏院传递诏奏之考察

两宋时期,以承传诏奏形式沟通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渠道有二:一是制度规定的进奏院、通进司系统;二是非制度规定的入内内侍省系统。两条渠道呈现不断交错、此强彼弱之状态。元丰改制后,入内内侍省成为皇帝掌控机要诏奏传递,并进而绕开外廷臣僚独断朝政的重要依靠;而进奏院的作用却时隐时现。进奏院与入内内侍省在承传机要文字中的交错与张力,是宋朝皇帝与朝臣信息博弈的重要表现。而皇帝先后对进奏院之掌控和对入内内侍省之利用,亦显示出君主独裁政治的特征,这一特征又在士大夫的抵制与抗争下,起起伏伏,展现出有宋一代生动的政治形态。同时,在唐代皇帝周围形成的内外诸司所发挥的功能及形成的政治特点,在宋代仍然较为突出。从入内内侍省、内东门司、御药院、閤门、四方馆、客省等禁中机构群的监领机制及其在日常行政中的作用来看,有宋一代内朝的影子似乎亦隐约可见。

略谈新时期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问:近年来秦汉史研究有什么新进展?答:秦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在这个时期形成并确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统一的封建思想文化,对此后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许多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名家辈出,著作林立,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学者涉足过,而且对文献材料的整理爬梳已相当深入细致.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期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十九世纪前期西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研讨与认识

19世纪西人关于中国上古史的研讨和争议,既延续了此前欧洲学界的长期讨论,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所发展。19世纪初荷兰学者德胜和法国学者小德经对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的质疑和否定,获得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及英美学者的呼应,他们发表了众多相关著述。其中,郭士立提出的"孔子造史说"和时代愈后、中国古史年代愈长的说法,颇值得注意。但他们的观点遭到格鲁贤、克拉普罗特、杜尔班等法、德学人的辩驳。双方对《尚书》中史料的真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传统问题及《圣经》年代学体系的地位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各方围绕中国上古史发表的观点相互参差,甚至明显冲突,但均为西方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

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一直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而相关说法的主要依据及形成原因仍需重新讨论。史籍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是可信的。而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分别提出的"大食人后裔说"、岭南俚獠"蛮酋说",主要建立在对现存史料的不同解读上。其解读本身既比较牵强,同时也与他们对唐代岭南历史的基本认知有关。同时,南汉王室的北方渊源及其与大量南迁北方家族的关系,使南汉在五代十国政权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也使南汉在岭南两千年开发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