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开拓者——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1927-1949)探析

1927年筹办并于次年正式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是近代广东乃至全国首创的一所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它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对教育科学之研究及其人才培养的工作;其产出的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代表了近代广东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它培养的多届研究生,为广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及近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中古时期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

道教的"三清"是指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这三位神灵都是中国道教中最主要的神灵。一千多年以来,供奉"三清"神灵的"三清殿"也是每一座正规道教宫观中最主要的建筑。然而,在道教史上,这三位神灵原来分别是中古时代不同道派或经系最主要的神灵。元始天尊是东晋末年灵宝经所创立的最高神,太上大道君是东晋中期上清经所创立的尊神,而太上老君则是东汉末年天师道所创立的最高神。文章认为,这些分属于不同道派的尊神之所以最终能构成一个完整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三清"神灵体系,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的"灵宝自然天文"的神学理论密切相关,而"三清"神灵在道教中的正式确立则在唐朝前期。文章还认为,道教"三清"的形成既代表了道教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神灵走向"体系化"和"秩序化"的趋势,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古道教从早期道派分立、神系与教义歧异冲突,到逐步走向整合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论魏源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思潮转型的界标

一、引论:魏源——超越龚自珍,林则徐的大里程碑式的人物 当我们探讨封闭的、中世纪的中国,究竟怎样走向世界、走向近代,与“近代世界”建立联系,成为“近代世界的中国”这个历程时,我们不难发现:发生在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且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外古今”的汇合点;就在这个“中外古今”的汇合点上,有一位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力图以独立的地位,开始走向世界,走向近代与“近代世界”建立正常联系的大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就是魏源。

传统观念的现代诠释--孙中山宣誓观研究

宣誓是一种庄严的承诺。孙中山自从投入反清革命之日始,便与宣誓的举措联系在一起。在他能行使话语权的阶段,他要求参加革命团体者必须宣誓。他不但要求他人,自己也一体实行。他对宣誓这种中华传统文化模式发挥到极致,并将其意义理论化。

两岸学者对谈孙中山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人,加强两岸孙中山研究的互动,本刊作了海峡两岸学者对谈孙中山的特别策划。此次对谈,涉及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均富思想、建国构想及实业计划。在两位学者看来,今天谈论孙中山,应该更多地挖掘孙中山思想的现实意义,这对两岸的建设和发展都会有所启发。

孙中山——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人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使传统的爱国主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他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家，第一个用民主主义纲领来号召革命，是共和主义的最早倡导者与宣传者；他还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他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贡献了一生。

孙中山的超越构想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近代化进程中,常常出现“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各种构想,这是奔腾于世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进步潮流交汇的产物。它对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有过较大影响,并赋予其近代化道路以令人瞩目的新特色。在这当中,孙中山在这方面的构想,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品味。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历来讲究治学方法,大抵分为二途,专论往往流于纸上谈兵,实用则浅学不易捉摸。良法必须学识功力兼备才能领会把握,一味面向后学新进的趋时横通,犹如江湖术士的自欺欺人。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种时髦方法,大都生成于域外,移诸禹内,难免具有统系却格义附会,导致越有条理去事实真相越远。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还须恪守古训,读书为己,严格自律,以免治学则无知无畏,教书则误人子弟。

陈炯明的理想和道路--以民主联邦制为考察中心

文章先从纵、横两方面论述陈炯明是其理想——民主联邦制理想的真诚信奉者,以及他与同时期其他谈论联省自治者的区别;继从四个方面评价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方案,指出他对中国实施民主联邦制作了相当精细的设计,崭露出他对中国和世界情势的认真思考及力图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供应对方案,且具有某种实践性格;同时,论证了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所具有的新旧交替交错的特色以及循此展现的社会属性;最后分析了陈炯明民主联邦制方案未能实施的原因及其意义,着重阐述陈炯明和他所创立的致公党与孙中山和中共从离到合、又从合到离、最后归于合的曲折历程,以说明陈炯明和致公党所代表的中间阶级所走的第三条道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

《中国丛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口岸发行的一份英文月刊,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等印刷发行。《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的文章,是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刊作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性论文,值得加以注意。一些文章从西方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出发,就中国语言与西方相异之处进行了探讨。还有一些文章对中国文字的构成规律和某些特点词汇的具体用法,结合当时传教士关心的译名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刊关于中文语法的研究,可以作为当时传教士出版的专门著作之补充。其作者就汉字注音方案的讨论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为后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讨,"哲学"不仅是"phil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抗战期间,国民党变更组织部和教育部的人事,积极在大学发展组织,势力膨胀,引发源出同门的CC派和朱家骅派之间在各所大学的校园内展开全面恶斗。面对朱家骅派在组织系统咄咄逼人的攻势,陈立夫则利用教育部掌控的资源逼迫各大学就范。1944年,二陈的职位与朱家骅互换,各自反攻倒算,开始新一轮的明争暗斗。被卷入漩涡的大学教授,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普遍迅速加剧,思想日益左倾。1945年国民党六大,突然取消大学党部,而中共则趁战后复员之机,加强对大学师生的工作,两党在大学的势力此消彼长。大学教授的离心离德加剧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而对中共的缺乏了解则留下后来磨合困难的隐患。

金明馆教泽的遗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寅恪先生在寓所“金明馆”开设“元白诗证史”讲席,以口语的形式阐述《元白诗笺证稿》,别开生面。他通过元稹和白居易的著名诗篇探讨唐代社会生活,在时空坐标中考察人事,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作出明确区分,演示了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关于杨贵妃入道年月的考辨,事关唐代宫史和王室婚姻的礼仪,并非烦琐之谈,而是解读《长恨歌》应有之义。

民军问题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社会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骨干人物多为原来的绿林好汉,在促成广东独立起过重要作用,但军政府成立后,民军被商民视为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革命党人从政治、财政、治安、舆论等方面考虑,除了把绝大多数民军遣散以外别无选择。后人对军政府解散民军政策的批评,很多脱离了当时广东的社会实际。广东民军问题反映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困境。革命党人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某一项或若干项政策的决策错误。

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化

基督教传教士在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传教士从传教需要和普世关怀的双重动机出发,在数十年的时间内系统地从事将西方人体生理学知识与其他西学知识一道输入中国的事业。在此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有合信、柯为良、德贞、傅恒理、惠亨通等人。传教士不仅编撰了有关人体生理学的学术著作,而且写作并刊行了众多通俗性小册子,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大众进行知识普及。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西方人体生理知识逐渐进入中国本土知识体系,从清末开始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最终以进入国家教育体系为标志,确立了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学术连锁：高田早苗与欧美政治学在近代日本与中国之传播

欧美政治学的输入与传播为"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的重要一环,作为早稻田政治学奠基者的高田早苗,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高田以早稻田大学作为据点,通过课堂教学和编译出版讲义及"早稻田丛书",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政治学著作引入日本,其中也体现了他的选择标准,即方法论上亲近实证主义,内容上倾向立宪帝国主义。高田的政治学著、译之作在清末被译成中文广为传播,为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名词、概念、理论体系及方法论的参照,并且成为晚清士人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思想资源与论辩工具。这种知识流动的过程既是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向外扩张的结果,也是近代东亚学术连锁的体现。

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日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西方事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

在近代广东 ,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 :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 ,使广东在清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走遍全国 ,了解世界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在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与爱国斗争。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 ,在 2 0世纪头 2 0多年 ,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 ,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 ,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于康有为祖辈的一些新史料--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所见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过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该日记已被收录入《清代稿钞本》影印出版。在杜凤治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有若干关于康有为祖父康赞修、从叔祖康国器的记载,都是前人未曾注意、未经引用的新资料。因为康有为在青少年时代深受康赞修、康国器的影响,这些资料对研究康有为便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下)

苏俄对五卅运动之态度及运动所昭示之大变局,直接导致"联俄与仇俄"之争。国内局势之无序及反帝爱国运动之勃兴,促成醒狮派异军突起,国家主义亦大行其道,并成为论争中之最强音和主旋律。研究系、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以及相当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国粹主义者,在对俄问题上与醒狮派逐渐合流。包括亲俄派在内的所有论者,均承认苏俄推行世界革命有其自利之目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有帝国主义之可能。此点又成为否定世界主义,提倡国家主义之现实依据。除醒狮派以极右、无政府主义派以极左之面目指苏俄为中国之敌外,一般知识界在列强与苏俄之两相比较中,仍以苏俄"比较的是我们的朋友"。绝大部分反对对俄采用"亲善主义",而赞同施用"外交政策"。称北方知识界整体转向"仇俄",并不符合实际。从五四时期之"友俄"、"亲俄"狂飙,到五卅时期反思并否定"亲善主义"以及"联某国"之思维,一般知识界对俄态度之所以发生巨变,多缘于其对莫斯科内政外交(尤其是对华外交)之观感,以及对中国向何处去之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