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社会成因探讨

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严重化 ,与其时广东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上的动荡加剧了盗匪的活动 ;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社会底层的贫困 ,反而拉大了贫富的差距 ,滋生盗匪的根源仍然存在 ;不良的社会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盗匪问题的发展 ;

道教山岳真形图略论

道教山岳真形图由原始的山岳地形图衍化而来,其发展演变与道教教义思想、信仰和仪式的发展密切相关。最早的道教山岳真形图——五岳真形图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山岳真形图的演变。而人鸟山真形图、酆都山真形图等则在图形模式及其神学意涵上各有新的发展。文章以山岳真形图图形本身为中心的考察,将有助于深入全面地了解这种道教灵图,进而加深对道教性质和特点的认识。

试论拉斯基对罗隆基的影响

罗隆基曾远涉英伦师从拉斯基这位著名的学者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回国后,在人权运动期间,他发表的文章多引用拉斯基的学说,成为他人权思想主要来源之一;从罗隆基的政治实践层面来看,也深受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成为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走“第三条道路”的指导思想。

抗战前开发西北思潮中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 ,国内开发西北思潮高涨。由于西北民族与宗教复杂、边疆危机以及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 ,促使一些有识之士 ,基于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立场 ,关注西北民族与宗教问题。他们认为 ,开发西北 ,必须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 ,并提出发展民族教育 ,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吸收少数民族人才参政等措施。这是当日国人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有益探索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19世纪前期西医在广州口岸的传播

医学文化交流史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医之所以至今仍富有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有很强的兼容性,能够不断进行异质文化间的交流.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东来,欧洲的医药科学及医疗体制也开始传入中国.早在公元1569年,澳门首任主教卡内罗(D.Belchior Carneiro)就在澳门建立了远东第一家西式医院.[1]康熙十八年(1680)澳门建立了一所专供中国人进教的教堂,名为"唐人寺","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如此多的中国人前来进教,是因为寺中有一林姓教士行医.[2]可见西医的影响已经超出澳门的范围.

广州市舶史研究的新成果——评王川《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

中山大学历史系王川博士著<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明代广东市舶太监研究>,今年3月初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这部著作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这部22万字的著作中,作者首先理清了市舶太监制度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市舶太监起源于岭南地区的原因,并对明代以前南海贸易过程中市舶太监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概括;接着作者在明代广东海外交通大势的背景下,着重阐述了明代市舶太监逐渐夺取多种特权的过程,并叙述了明代广东市舶司的基本情况;接下来,作者重点选择明代中期市舶太监韦眷和明代后期市舶太监李凤两个个案,利用中外文献和考古文物,分别论述了他们与南洋、西洋商人的交往,指出了其巧取豪夺、残害海商等卑劣行径在广东、澳门等地及南海贸易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对两个个案进行了比较;

《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评介

众所周知,香港是近代中外贸易的中转基地与窗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长期以来,我国内地学术界关于香港经济史的研究尚属薄弱,尤其关于近代香港与整个中国经济联系的专著则更属少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全方位的认知与评判.暨南大学张晓辉教授的新著<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便是对此强有力的人文关照.综观全书,笔者以为有如下特点:

晚清珠三角地区公约、公局的缘起及初期演变

公约、公局是晚清广东普遍存在的乡村士绅权力机构,前人对其由来与演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利用方志、档案、时人记述等资料,指出这类组织最早出现于顺德县,然后逐步在广州府各县设立,经历洪兵起事,在官府倡导下成为普遍存在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本文重点关注广州府六大县,希望通过探讨这些机构的产生演变过程,加深了解晚清,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乡村社会。

从《大兴国寺记》看元代江南景教的兴起

一引言：《大兴国寺记》的发现和研究价值 《大典国寺记》见於（至顺镇江志）。该志为元人俞希鲁编纂，其元刊本早佚，明以降藏书家亦无著录。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1764—1849）得到该志手抄本，于嘉庆年间进呈内府，留下两份抄本，分藏于阮氏文选楼和焦山书藏。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阮元的努力下，该志由包景维氏刊行。刊行本以文选楼本为底本，参校焦山藏本而定稿。

哈佛游学与雷沛鸿的教育思想

雷沛鸿教育思想的形成研究中,人们是没有理由避开哈佛游学的。雷氏在哈佛攻读硕士时,受庞德的影响极大,他接受哈佛大学的“法律与文明”思想转化为“教育与文明”的命题过程中,有吸收、有继承、有发明。

地质学与现代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现代考古学科从酝酿到建立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其最明显的源头就是地质学。从19世纪70年代起,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传播,古人类遗存及发掘等知识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逐渐成为史家知识资源的一部分。到民初地质调查所初建时,中国学人在思想和心态上已有准备,那时人类史前遗物的发掘通常由地质调查所的学者进行,不少人以为这正是地质学者应行之责。而地质调查所从事的考古工作,也为史学家提供了新知,开始引起史家古史观念的改变。

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

"刺宋"计划首由应夔丞明确提出;应之提出"刺宋"是因为受到了北京的暗示,并得到了认可和准许;赵秉钧对于"刺宋"是一种有限的参与,即他对其中的若干环节可能并不知情;袁世凯是"刺宋"计划的幕后总策划人,他处处留"情",多方设"意",并把整个计划分成若干互不统属的部分、环节,由不同的人分别执行,最终促成了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发生。

对民国前期新式法院数量的核实

关于民国前期全国新式法院规模,长期以来估算不够准确,出现早且被广泛引据的是《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统计数据,未能反映南方各省新式法院设置的新变化。其缺陷源于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形势下,北京政府的司法管辖不及于南方各省。

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再探讨

杨匏安1919年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迹被学界认知后,其地位也围绕着李大钊而逐渐上升。在学术界与传媒界交互作用下,杨匏安与李大钊并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北李南杨"的说法被逐渐建构并传播开来。经多方面考论,杨文绝大部分是编改自《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李大钊、顾兆熊、陈启修三人文章而来一事可以确证。杨匏安对《新青年》上的文字并非不加取舍,而是摘取正面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内容而滤去了批评性文字,这反映了他当时对马克思学说较高的认识水平。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态度较同时代诸人也有超前之处。

汉人降将与清初提督的设置——以江西为例

从汉人降将与清朝关系的角度考察顺治初年江西提督设置的具体过程可发现,提督在江西经历了由"衔"到"职"的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与著名汉人降将金声桓和清朝关系变动密切相关。江西提督的案例,说明清初提督在地方上的设置,固然有军事上的考量,然而,其背后更为重要的则是清朝对地方汉人降将利益的部分妥协。简而言之,提督的设置,根本上要处理的是汉人降将与清廷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