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古时期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

道教的"三清"是指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这三位神灵都是中国道教中最主要的神灵。一千多年以来,供奉"三清"神灵的"三清殿"也是每一座正规道教宫观中最主要的建筑。然而,在道教史上,这三位神灵原来分别是中古时代不同道派或经系最主要的神灵。元始天尊是东晋末年灵宝经所创立的最高神,太上大道君是东晋中期上清经所创立的尊神,而太上老君则是东汉末年天师道所创立的最高神。文章认为,这些分属于不同道派的尊神之所以最终能构成一个完整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三清"神灵体系,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的"灵宝自然天文"的神学理论密切相关,而"三清"神灵在道教中的正式确立则在唐朝前期。文章还认为,道教"三清"的形成既代表了道教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神灵走向"体系化"和"秩序化"的趋势,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古道教从早期道派分立、神系与教义歧异冲突,到逐步走向整合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讨,"哲学"不仅是"phil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

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化

基督教传教士在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传教士从传教需要和普世关怀的双重动机出发,在数十年的时间内系统地从事将西方人体生理学知识与其他西学知识一道输入中国的事业。在此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有合信、柯为良、德贞、傅恒理、惠亨通等人。传教士不仅编撰了有关人体生理学的学术著作,而且写作并刊行了众多通俗性小册子,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大众进行知识普及。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西方人体生理知识逐渐进入中国本土知识体系,从清末开始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最终以进入国家教育体系为标志,确立了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学术连锁：高田早苗与欧美政治学在近代日本与中国之传播

欧美政治学的输入与传播为"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的重要一环,作为早稻田政治学奠基者的高田早苗,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高田以早稻田大学作为据点,通过课堂教学和编译出版讲义及"早稻田丛书",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政治学著作引入日本,其中也体现了他的选择标准,即方法论上亲近实证主义,内容上倾向立宪帝国主义。高田的政治学著、译之作在清末被译成中文广为传播,为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名词、概念、理论体系及方法论的参照,并且成为晚清士人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思想资源与论辩工具。这种知识流动的过程既是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向外扩张的结果,也是近代东亚学术连锁的体现。

关于康有为祖辈的一些新史料--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所见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过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该日记已被收录入《清代稿钞本》影印出版。在杜凤治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有若干关于康有为祖父康赞修、从叔祖康国器的记载,都是前人未曾注意、未经引用的新资料。因为康有为在青少年时代深受康赞修、康国器的影响,这些资料对研究康有为便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清末政体改制的问题与研究

清末政体变动牵涉观念与体制各层面,并与中外新旧诸多问题联系密切,成为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枢纽。然而迄今相关研究进展,与史事本身的丰富蕴涵及其对于认识中国现状和未来趋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相比,差距明显。深入拓展研究,除应尽量搜集与甄别各类资料外,还应避免后出外来观念的影响、注重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的关系,将制度沿革放入历史进程的整体脉络中考察至关重要。而厘清晚清前后两套职官体制的联系与分别,对于认识中国传统典章制度的立意及架构,把握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纠葛和利弊得失及其对于现行制度的制约影响,大有裨益。

胡汉民与民初广东军政府的创建及其行政

胡汉民在民初两任广东军政府都督期间,不仅为创建具有三权分立性质的地方共和政权殚精竭虑,而且他还遵照孙中山关于建设民国之施政方策,及将广东建成为模范省的面谕,在任内努力行政之过程中,对当时粤省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教建设及其走向近现代,作出过卓著贡献。其在任一年多的执政建树和精神风貌,实在值得人们钦佩和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