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发生性-边缘性的终极境域——试论张祥龙先生对儒家“诗”“乐”之教的现象学阐释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边缘构成作用。张祥龙先生对于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方法的这样一种独到、原初的理解,使得他能够发明或重新揭示出儒学的一些久已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思想维度,使其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原发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儒家六艺的现象学阐释上。经过他的重新阐释,儒家六艺如"诗""乐"的原初"教化"作用就体现为:营造并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个具有原初解放与构成作用的边缘性纯境域,使人摆脱一切对象化的执着或束缚,从而解放人、拯救人,使得人生、国家和礼制在其中兴发更易,最终走向至善至美的境界。

语境中的胡塞尔--专栏导语

1933年,胡塞尔的晚年助手欧根·芬克(E.Fink)发表长文《当下批判中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回应了新康德主义者对胡塞尔思想的批判。在这篇得到胡塞尔本人首肯的论文末尾,芬克表明,被误解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宿命,其根源在于它所包含的超越论幻象。2017年,丹麦现象学家丹·扎哈维(D.Zahavi)在《胡塞尔的遗产》序言中感叹,即便胡塞尔研究已经非常出色,仍不能避免对其思想的基本误解,而这些误解严重阻碍了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目标与抱负的合理把握。他建议,为了切实评估胡塞尔思想的价值,我们应该追问:“胡塞尔现象学对21世纪的哲学是否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