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的“安全化”与 “去安全化”问题研究 ——以马来西亚“东铁”项目为例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投资大量“走出去”,但许多中资项目被“安全化”,本来属于投资、贸易等经济领域的问题,被对象国的各行为体通过各种方式上升到政治、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并最终被叫停;不过,也有个别项目“去安全化”后得以重启,其中,马来西亚东铁项目就是少有的几个重启项目之一。本文运用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并对其“去安全化”路径加以修正,借以分析马来西亚“东铁”项目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路径及其影响因素。

“三重嵌套”:南海文化圈宗教流变特征及影响

南海作为通道和平台,联接了环南海的贸易流通、人员流动和文化沟通,构成了广义上的南海文化圈。宗教作为南海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和嬗变与南海文化圈的整体性和多样性息息相关,形成了环南海宗教流变的整体性、多样性和联系性诸特征。原始宗教信仰是南海文化圈最深的底色,外来宗教叠加上色,最终形成南海文化圈、次宗教文化圈和小宗教文化圈的“三重嵌套”形态。这种形态既是南海文化圈海洋特性的体现,有利于多种宗教杂糅、相互吸收和融合,同时也意味着诸如宗教文化等文明载体可以穿透不同时代地缘政治的阻隔和壁垒,展示出更为经久的韧性和活力。

海路僧人与古代南海区域佛教传播(3—10世纪)

南海区域是指南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华南地区和台湾岛,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加里曼丹岛、菲律宾群岛。这个区域因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终点,在宗教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广州、交州、扶南和室利佛逝为点,分析南海僧人的弘法求法经历,认为南海区域既是佛教传播的输入地,也是中继站,南海区域是中外僧人弘法求法的落脚点和出发、返回点,在海路佛教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海路僧人通过南海,不仅串连起南海区域的佛教传播,也串连起印度与中国的佛教联系。

新媒体与马来西亚净选盟运动

净选盟运动是21世纪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抗争政治,而新媒体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净选盟通过新媒体进行动员和组织,极大地推动了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本文运用政治过程理论,着重研究净选盟运动如何运用新媒体进行动员和组织,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净选盟通过新媒体建立了新型“集体行动形式库”,创造公共领域,构建组织网络,并促进了马来西亚民众的政治参与。

“保教权”之争:16-18世纪天主教在南海区域初期传播的多重矛盾及影响

为促进天主教的海外传播,罗马教廷赋予葡萄牙和西班牙以“保教权”。天主教在南海区域的初期传播中,由于传教与贸易和殖民纠结在一起,围绕保教权出现多重矛盾,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教廷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有修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天主教各行为体产生严重的内耗,制约了天主教在南海区域的传播。

新加坡文秘职业“女性化”变迁及其影响

文秘职业一向被视为女性职业,但在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文秘职业是男性职业。随着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经济起飞和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性大量进入文秘职业,文秘职业逐渐“女性化”,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成为新加坡女性第一大职业群体。随着文秘职业“女性化”,文秘职业标准随之改变,变成了“适合”女性的“细心、温柔、善解人意、美丽、能干”,文秘形象也从“花瓶”变为“白领丽人”,该职业的男女收入差距相对最低。

当代马来西亚印度教复兴及其影响探析

马来西亚是个多族群多宗教国家,作为第三大族群,印度人占总人口的8%左右,其中80%的印度人信奉印度教。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工业化和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发展,印度人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日益被边缘化,印度教也受到极大的冲击。面对边缘化困境,印度人亟须加强族群团结,于是复兴印度教就成为加强印度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国际新印度教运动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印度教复兴运动持续发展,印度教经典受到重视,赛巴巴运动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受到青睐,大宝森节规模宏大,印度教神庙不断翻新。马来西亚印度教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印度教的“梵化”,体现在吠檀多哲学的复兴,低种姓仿效高种姓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仪式等方面;印度教神庙和仪式的“阿笈摩化”,在翻建神庙时,严格遵守印度教神学著作和祭祀仪轨,按照阿笈摩规定的仪式供奉和维护神庙及神灵;印度教的“泰米尔化”,马来西亚印度人中的80%是泰米尔人,因此印度教复兴呈现出明显的“泰米尔特性”;印度教复兴呈现出显著的阶级差别,中产阶级热衷于参与巴克提和赛巴巴的拜赞仪式,而劳工阶级坚持各种苦行仪式。印度教复兴对马来西亚印度社会和国家建构产生了一定影响,强化了印度人族群认同,并成为其权利抗争的突破口和推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国家形象。

基督新教在英属马来亚的传播及特点

基督新教随着英国殖民马来亚而传入,经历了点种、广播和扎根3个传播阶段。英国殖民政府以治理便利和安定发展为先,实行“分而治之”和不干涉宗教事务的政策,使得基督新教在英属马来亚有一定的传播成效,但总体上来说收效不大。英属马来亚是多族群和多宗教社会,也是移民社会,一方面,基督新教传播具有鲜明的族群色彩,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各自已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马来人几乎没有改信基督教者,华人和印度人只有极少数归信;另一方面,移民社会的属性决定了马来亚的基督新教传播与中国华南地区关系密切。